<![CDATA[海浪家园]]> http://www.icocean.com/blog/index.php zh-cn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855.htm <![CDATA[蔡定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阻力及动力]]> ocean <admin@yourname.com> Tue, 31 Aug 2010 07:27:53 +0000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855.htm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整理者：陈源。）

非常感谢“三味书屋”给我提供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也非常感谢各位在这个国庆长假的时候，还能来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所在。下面就来谈一下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和当前的阻力和动力。

　　我从我的专业来讲，不得不关心这个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我学宪法的，专门关注宪政。其实我是从我一毕业以后，就走上了关注政治改革的路。1986年从北大毕业，80年代末期，就参加过一些这种讨论会，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出来，当然了“6.4”以后政治体制改革被暂停了。但是近年来又出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活跃的这种倾向，作为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亲历者，我也参与了、观察了很多的改革。所以到了今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在这个一系列的总结改革的回顾反思中，我认为我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关注更为密切的一个学者。自从今年，特别是广东思想解放以来，我几次南下广东做过几次报告演讲，包括在《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公共论坛和一些内部的思想解放论坛，我都谈了一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实际上我的观点都已经发表了，网上其实也都有，可能大家已经都看到了，我就不想更多的再重复。应该说我是在疾呼，中国在三十年经济改革后的今天，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更早两年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呼吁民主改革，为民主辩护；积极推行宪政，开展中国宪法的司法化的探索，还有关于公众参与的研究等等。我基本上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涉水比较深的一个学者，所以非常愿意在这里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完全民间化的来跟大家交流。这跟我之前讲学的一些经验相比，我更愿意参加这样民间的讨论。因为去讲学，包括去一些政府机关讲学，台上正襟危坐地讲一些非常严肃的话题，基本上没有互动，也不知道他们想什么。今天这样讲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更应该是一个讨论式的，我希望我们更多地来讨论。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简要的回顾

　　朱学勤教授近年来我们几次开会他都谈到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有两场改革。我是非常赞成他的这个观点，但是在朱教授这个观点框架下面我装了自己的一些内容。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9年；第二个阶段改革是从1989年到现在，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后。我想对于这个划分，各位不会有太多分歧。第一阶段改革的背景是以反思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为出发点，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这是最初的改革动力。这场改革的特点是以传统知识分子发动的一场观念性的变革。我们想想当年那场改革，推动改革的就是这些搞哲学的，搞文学的，搞历史的，法学家，社会学家，而政治学家还没有成长起来，所以很多实际上还是观念风暴或者说头脑风暴。对于这一场改革我认为又可以分成两个小的阶段，是以1982年为界，即以1982年宪法制订前后。1978年到1982年，这个阶段是在反思文革。这个反思不仅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党中央，最高领导人，那些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领导人来反思文革，以这么一个基点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观念。当然了，还很难脱离传统的意识形态，这场思想解放可以说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的反思，所以在这场改革的过程中，不光有些思想理论的成果，还有一些制度性的成果，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这种解放是以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为主的，包括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作为国家的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还有确立了党要在宪法的法律范围里活动。所以这是两个重要的理论成果，指导了这三十年的整个社会的改革。


　　这次改革的制度成果包括了在人大的制度方面。在人大代表的选举方面，朝民主的方向迈进了步伐，这是我刚才说的很小的一步，但是意味着是要搞民主，还包括扩大基层的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一级。打破了过去在选举中，包括代表选举和国家领导人选举中的单一的由组织提名的制度，开放了由社会提名的法律程序。再一个就是实行了差额选举，我就不讲细节了。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改革逐步地改善了差额选举的状况，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也都是差额选举了，统统都到地方。我们政府领导人的副职实行了差额选举，这是法定的，必须有一到三名的差额。政治领导人在法律上是实行差额选举，法律规定政治领导人应该实行差额选举，但是在提不出候选人的情况下可以等额选举。原则是差额选举，实际在操作中是等额选举。也不排除有些地方的领导人选举没有通过代表提名当选的情况。这是1988年的一次改革。在加强了人大的能力建设方面，具体表现以1982年宪法为界，这是因为前面的思想解放，最后体现在1982年宪法中，把它制度化，扩大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把人大常委会当做一个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来建设。这是彭真在力主的、倡导的这个改革。因为过去可以说代表大会是不可能发生实际作用的，现在让人大常委会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给予它立法权。 1954年宪法，人大常委没有立法权。在地方，县以上设立了人大常委会，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个改革，现在总结改革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老讲权力下放，权力下放，其中最大的制度的改革就是给地方一个常委会，并且赋予它立法权，这是真正的中央跟地方分权。这个权力在实行中央单一制度的国家里面，地方拥有立法权的，比如像英国，法国都没有中国地方人大立法权那么大。英国，在90年代末才实行权力下放，去年我去英国呆了三个月，专门考察了地方权力下放。英国给苏格兰设立了议会和部分的立法权，它的立法权还没有我们地方的立法权那么大。我们的立法权是什么？是不抵触原则，只要跟国家法律，宪法法律不互相抵触的就是地方可以做的。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地方分权。当然，有的地方能不能、会不会用这个权力是另外一回事。有的地方用的比较充分经济发展就快，有的地方不会用它经济发展就慢。总的来说，就是地方设常委会和给它立法权是个很大的制度的改革。还有，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我们知道西方议会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委员会是行政的国会，立法机关只有建立了相应的委员会才能够经常采取行动，不然议会是不能采取行动的。这个道理我不说了，还有就是实行了领导职务的有限任期，废除了职务终身制。这个改革力度也是非常之大，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一条，就不知道邓小平以后怎么接班了？现在我们知道领导人只能干10 年，最高领导层的换班有一定的可预见性，这是一个很大改革。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改革，包括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建立基层的自治制度，村民委员会，居委会等等。我认为这是第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的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


　　我在今年谈到三十年改革的回顾总结的时候，我特别强调第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的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一场思想解放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思想解放的先导，从而导致了改革理论和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三十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那一次，就没有这一次。经济体制改革，没有那次的制度建设，我们想想这三十年经济该怎么搞？比如立法问题，你别小看，因为这种制度性东西都是软东西，不是直接的，不像搞市场经济就能够促进GDP增长，但是这种基础性的，像地方立法权，没有这个立法权，地方怎么搞经济改革？它怎么管理一个城市一个社会？1954年的宪法是不可以的，那种完全靠计划经济行政命令，靠红头文件指挥的那种体制，是不可以的。所以我说过，三十年的改革，最重要的应该归功于第一次的思想解放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我刚才说了，第一场改革也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982年宪法为标志。1982年宪法把它固定下来以后，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同志都知道，以后这社会在思想理论观念上一直是坎坎坷坷的，一直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含着希望向前走，他们在倡导的一种希望能够继续向前走解放思想，后来被定为自由化，不断地被反自由化。这时候统治者，领导层停下来了，认为思想解放与文化大革命总结完了，该把它规定下来了，现在主要是发展经济了，不要再搞什么政治改革了。但是知识分子还在向前走，所以就产生了不断的冲突，反自由化，于是就有了 1986年的事件。我当时还在北大上研究生，那次也搞了一次小小的学潮，那次学潮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刺激引发的。日本邀请三千中国青年访日，我们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那批被邀访日学生据说都是一些干部子弟，那时候出国不得了，学生就贴大字报，实质上是反对特殊化政策。因为当时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台上。实际上是没有反对什么共产党，但对当时现实不满，知识分子，社会还希望向前走，领导层已经停住了。


　　80年代是经济改革，中央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还没有怎么发展起来，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就很高了，这段历史我就不细说了。实际上到1986年以后邓小平多次也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从1982年到1986年这么短的时间里，经济社会向前发展了，人文知识分子跟最高领导人在观念上有些冲突，在反对西方自由化的过程之中，领导层也很快接受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观念，邓小平多次提出了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形成了1989年的这场改革。1989年以后我们知道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了，一直到了1992年邓小平再一次站出来，要搞经济体制改革。但是这次经济体制改革大大超出我们当时大家所想像的，一下把市场经济提出来了，这是大大迈进了一步。这个市场经济改革导致中国整个经济社会根本性的变革，这个变革就大了，我也就不详细分析了。


　　1992年这次改革是经济体制单兵突进，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谈政治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动机是什么？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逐步恢复跟国际的对话，由于“6.4”的国际压力，90年代中期，就是江泽民当总书记的时候，为了打破外部的封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法制、人权，接受了法制、人权的观点，这是为了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因为在“6.4”以后，要想表现我们政治上是开明的、开放的，所以做出了很多的表示和承诺。


　　 90年代市场经济以后，法学界提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口号，我认为是法学界的一个贡献。1996年肯定了中国要搞依法治国，提出了要承认人权。人权是中国政府一直在抵制的一个概念，老说人权是西方国家妄图对我们搞和平演变的一个手段，一直到90年代才开始承认人权这个概念。而且也是出于，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政府在政治上改革开放的态度。


　　到2000年，特别我认为是2003年是一个转折标志，当然了说不出是哪一个标志事件，但我自己感觉2003年是中国后一场改革的一个界限。2003年这个界限就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来自公民社会的动力明显加强了。比较标志性的事件，例如，SARS以后的政府问责制，特别是孙志刚案，废除了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文学审查制度等等，这一系列案子就多了。公民社会的这种反歧视，包括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维权，包括拆迁问题。把后一个阶段分成两个阶段的话，2003年是一个重要的界限。


　　从1989年以后，到现在为止。中央领导层，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改革的动机就改变了，那么最高层如果要谈政治改革的话，我认为它的动机就是为了防止1989年那样的事情再发生。当然苏联解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加上后来的橙色革命。给最高领导层的反应就是说不要再发生1989年这样的事情了，也不要发生苏联的这种事情，这是政府最担心的，所以整个话语都变了。改革的动机是为了防止1989年的那种事情再度发生，“稳定压倒一切”。而在1989年以前，我认为知识分子和政府其实是非常一致的，大都是一些非常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基本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谈来谈去，我认为都是给政府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措施。但1989 年以后有一定的裂痕，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一部分经济学家登台。由于市场经济一些经济学家成了学界精英，不一定有成就，但是很有名。因为这个经济改革需要他们，他们的话语比较多了一点，当然话语就不一样了，完全不像过去要民主、要尊重人的权利等这些，而是“效率第一，公平第二”这么一套话语。在这套话语下面全是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经济学家登台，在意识形态淡化的同时，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道德价值体系和信念迅速瓦解和消失。


　　2003年“橙色革命”以后，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怀疑进一步增强了，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现实的政治控制。随着经济改革的成果和经济繁荣的出现，部分的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日趋保守，改革的动力逐步消失。所以在这期间，有一些与政治改革有关的改革，包括行政改革，司法改革，比如，基层民主自理、自治的改革，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还有司法改革，反腐败，具体到公车改革等等，基本上都无果而终，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和效应，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这种改革日渐式微，已经不像第一场改革。这时候知识分子跟政府已经分歧了，政府也在推动一些改革，这些改革都没有效果。为什么没有效果？我们后面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


　　经济改革成功了，要不要进行政治改革现在成了一个问题。原来知识分子和政府是很一致的。1989年的时候，我还是政府官员，也是很赞成很希望政治体制改革。当时上街的不光是知识分子，后来干部也上街了。现在肯定就不会这样了，政府官员已经和知识分子有了非常大的分歧。


　　第二场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没有很好梳理，当然带来了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但是我们失去了亲情、友情和道德，价值体系崩溃了，几千年来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关系和诚信信念也瓦解了。这场改革我们还迎来了世界资本涌入中国，于是带来了新一代中国的富豪，同时我们社会也加大了贫富之间的鸿沟。我们实现了 100多年来，中国人要赶超西方的梦想，希望中国富裕强大。毛泽东当年说我们用15年赶超英美，他是用了不正确的方法来赶超英美，结果越走越远，差距越来越大。但我们这次实现了，从1992年到现在整整15年的时间，已经赶超了英国。看来经济发展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或许有人会说你不懂经济就说经济发展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只要政府不束缚老百姓，老百姓就有创造财富的欲望，就有这个能力。中国古代所谓的盛世，休养生息就是盛世，老百姓自己去发展，政府制定一个适当的规则，就能创造财富。不是什么太难的问题。不是政府的事情，硬要归结于政府，政府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松绑就是这样的道理。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广大的劳动群众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被离异、被抛弃的感觉。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立加剧，特别在基层。改革带来了社会的变化和政府职能的变化。我们一直讲转变政府职能，但是政府变得越来越有更大利益，越来越有更强的控制力。过去的政府好多事情都做不到，现在轻易就能做到了。本来改革应该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于社会的束缚管制，但是实际上政府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力量。这场改革也产生了一代中产阶级，但是新兴中产阶级好像也不需要改革，越来越多的人趋于保守。


　　是不是改革已经死亡了？我认为靠观念支撑的改革已经死亡了。很多人就说了，我们现在不能指望现在的大学生能像当年那样来一次什么运动了。为什么？因为当年大学生起来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利益的驱动，就凭一种观念，就觉得要民主什么的，观念是很粗糙的信念，现在的大学生不会去管这些信念了。大家说大学生都变得很实惠了，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改革就没有动力，没有希望了。我的认为在市场经济土壤中萌生的政治改革正在新生。一场来自社会多层面的，由公众推动的一种政治变革正在悄悄发生。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以上就是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现状的一个简要回顾。


　　对当前政治改革的一个判断


　　我认为当前政治改革是处于停滞萎缩的一个状态。为什么这样说呢？刚才我说了一个大的背景，还因为高层对政治改革的看法跟当年不一样了，现在他们担心改革会带来“6.4”那样的事情。1986年搞政治改革，结果来了“6.4”；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搞改革，结果苏联解体了。现在高层最担心的是这个，所以话语也变化了。这里我就简单地引用一下过去领导人的讲话，看看从中能看到什么信息。邓小平在1986年9月3日，13日，29日和11月9日，四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本来是在反自由化很热的时候，邓小平在1986年一下子热衷于谈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当时也觉得不是很好理解，他当时一直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要向前走一步，就会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继续向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们要知道，那一代人，特别是邓小平，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国家富强起来。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达到国家富强的一种手段，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共识，那么他说到改革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要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到第一位。第二，要权力下放，解决中央跟地方的关系。第三，是精简机构，这跟权力下放有关系，就是把中央政府的权力放下去。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有三条：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强调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些非常清楚，所以当时改革是以改变党的领导方式为主，当然不能与现在同日而语。但是当时的政治改革谈到党政关系问题，谈的党政关系主要谈的是党政分开。当时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党政分开是不是有点儿太保守。当时严家其就讲党政分开，当时我在人大工作，我觉得党政分开不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党与人大分开，而这才是关键的问题。但是就连党政分开的改革都没有走下去，这就有点像清末的戊戌变法一样，目标是政治改革，但入口、切口是官职改革，而官职改革就没有改下去。


　　我觉得当时邓小平改革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但是他的高度以我看比现在还高一点。后来十六大我们也谈政治体制改革，话语是前进了，但内容很少。十六大谈政治建设，改革主要任务是坚持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制度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全都是比较虚的，都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内容。比如它说，要发展民主，健全民主制度，是改革的内容。具体的是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力。比如说，每次改革都会讲到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在人大工作，很关注这个，到底讲了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没有？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要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意志，就比较空泛，没有看到实质内容。所以我们每次都怀着期望，一看内容就比较空虚，不知道做什么。比如讲要改革党的领导，改变党的执政方式，但具体内容讲什么？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行使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的程序使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人选成为国家机关、领导机关的领导人，并对他们实行监督，都是一些比较原则性的东西，这是十六大谈政治改革。


　　十七大也谈政治改革，也说扩大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要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执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发展基层民主，落实依法治国方针，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保证政府在权力下运行，建立问责制。看下来，仔细琢磨这个东西的话，有实质性内容的基本上还是一些政府机构的改革，比如说要实行阳光化，要建立问责制，服务型政府等等。这个是比较实的，但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比较虚的。


　　再看看温家宝（因为胡锦涛很少谈政治改革，很少正面谈到），温家宝在几个场合倒是谈到了。在2004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就比较全面地谈了政治改革，他说：“社会主义只有接受世界上的一些先进的文明成果，才能发展自己”。他的观念是比较新的，很多观念是跟世界接轨的。谈到具体的改革的时候，他说：“从我上任的那一天起，我就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目标：第一，要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包括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监视和公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第二，政府要依法行政，建立法制政府。第三，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包括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是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全面的一个观点。他这个改革基本上还是民主决策机制这个层面上，主要是政府行政改革。所以温总理上台以后，依法行政纲要的推行是很重要的目标，在这个大的框架下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实行政府的转型等等，所以温总理的政治改革更多的是政府改革，而没有在政治的层面上，党的层面上改革。他不可能再前进一步，他只能谈到这个地步。所以现在整个政治改革的话语比较大，但是内容比较少，这是我的看法。说是说，做的少。现在，基本上改革还是处于政府的层面上，这是我的基本的一个看法。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我刚才说的大的背景没有解决，改革会不会带来不稳定问题，会不会带来国家解体等等，稳定问题是个重要的顾虑。


　　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


　　改革的阻力在哪里？我在《南方周末》思想解放论坛上谈到，相关文章在《领导者》杂志上也登过。我认为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有两点：一是思想的禁锢，二是既得利益。


　　思想的禁锢就包括：要不要政治改革，中国经济成功了还要不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是已经证明成功了，中国的道路已经创建了，所以说中国的发展道路不需要民主，把经济搞好了，也可以建立一个长久稳定的社会了？所以有人提醒中国大陆到底是不是要搞政治改革，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认为还要克服“两个凡是”，我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的“两个凡是”：一个是“稳定压倒一切”，所以说嘛，要小心。另一个凡是就是“国情特殊论”。一谈政治改革，就拿出中国国情。


　　关于思想的禁锢，在政治改革的领域里有很多的禁忌，刚才大家都在谈第三次思想解放，很多人觉得这是经济方面的思想解放，当然经济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做，但我的观点认为中国现在不存在经济领域里的思想解放问题，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邓小平已经解决了。1992年他都说到那个份上了：姓“社”姓“资”的问题不用谈了！还有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没有，但有些人说土地私有制、金融私有化等等的问题，目前经济改革没有做下去，我认为不是思想解放的问题，可能只是大家认识不一致，如何更好的推动。这次三中全会，就要解决这个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再迈进一步。所以经济领域不存在思想解放的问题，你如果说要解放思想，那就是政治领域要解放思想。政治领域要解放思想，就是说要不要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新的“两个凡是”，但这“两个凡是”的一个共同前提就是，对民主的认识的问题，要不要民主的问题？


　　要不要民主的问题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中国人在一百年前的“五四”时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早在“戊戌变法”的时候也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在鸦片战争那时发生的事情，跟中国1978年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鸦片战争发生的事情就是：原来封闭的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迫打开了中国大门以后，中国人知道自己是落后了，所以第一个改革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发展经济，走向富裕，以夷制夷。当年话语变过来就跟1978年的“四个现代化”差不了多少，说法不一样而已，目标是一样的：发展经济，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所以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这段改革，基本上是经济改革，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没想到很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被日本打败了，这时候中国的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才反思：我们光有经济的发展是不行的，原来落后不仅仅是经济落后，更是制度落后，这时候才提出来：要伸民权，倡民主，开议会，定宪法。提出了政治改革。所以说“戊戌变法”以后，就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后来确立了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已经是经验的提炼了。所以说民主化，宪政，是我们先辈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而不是我们才开始奋斗的，我们先辈们，革命家们，那些热血青年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奋斗的。


　　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以后这个又变成了问题，不是我说的问题，很多人确实都在质疑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不要搞政治改革成了问题了？我认为是这么几点：一是错误的总结历史，从大的一个背景来错误的总结历史。民国初年搞这个民主的教训，后来贿选，军阀混战，搞得天下大乱。所以毛泽东说我们不能搞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证明是失败了，所以我们不要那么搞，我们搞自己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历史的总结。第二就是对“6.4”，一搞民主，社会就动乱了，认为搞政治体制改革会造成社会动乱。第三就是苏东的变革，认为搞政治体制改革把国家搞分裂了。我认为这是三个最大的心理观念，认识上的原因。所以为什么经济越来越发展，政治反而越来越控制，就是由于这些错误的认识所致。


　　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到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改革发展的道路的看法。这两年存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争论。我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问题：一个就是中国应先搞经济改革，还是先搞政治改革。这是改革前就争论的问题。第二个经济改革繁荣以后还要不要搞政治改革。这是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现在很多学者说中国的道路是对的，走对了，苏联人走错了。（听众：前两天，人民日报稍微做了一点删节，大篇幅地转载了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就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


　　我就不详细论证经济改革以后要不要搞民主了，我对这方面写了很多文章，几次演讲我都谈这个问题。这里我想引用，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了，中国的道路可以作为榜样了，可以作为成功的中国道路加以示范，非洲国家是不是可以学习中国的道路？最近我看了一个学者的观点，我是蛮赞同的，中国的经济成功，这点大家没有疑问，解决了经济问题，但是没有解决为什么成功的问题，就是怎么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成功的？中国的经济成功是很难作为别的国家学习的榜样的，因为中国经济成功不能告诉人家说是通过压制一些老百姓，普通劳动者的诉求，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不能有维护自己权力的组织，不能这么告诉人家，不是吗？秦飞教授开会的时候谈到，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把人家工会搞垮了，因为中国企业不搞工会，到那个国家首先想到不能搞工会，然后跟政府合作，发现中国企业里面有人要搞工会，就把那个人踢出去了，结果那个人组织人专门搞工会运动，最后成了那个国家的劳工部长，成了劳工部长以后，首先就来解决中国企业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是没法作为榜样的，比如河水大量污染，都不能喝了，是以这样的代价做出来的。没有劳动时间的限制，工人在工厂里干15个、16个小时的工作，农民工还拿不到工资。我们的城市发展是很快的，但我们不能说出我们城市发展是用哪一种方法来实现的，许多做法是很难拿到台面上来的。所以我们的经验是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


　　我想引用托克维尔的一句话，应该会对大家有些启发。他说：“在行政集权的一定时代和一定的地区，可能把一个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结集起来迎来战争的凯旋，但却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的繁荣。我相信民主政府经过时间的推移一定能显示它的实力，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由共和政府管理一个世纪，那么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它一定会比相邻的专制国家更富有，更加人丁兴旺，更加繁荣。”，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我们看大国崛起，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来崛起，包括用殖民的方法，掠夺的方法，用战争的方法来崛起。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靠这种方法崛起的国家是能够持久站立起来的。我们也看到葡萄牙，西班牙的崛起。真正站立起来，崛起的国家是在经济崛起转型以后制度的转型。维多利亚时代就是这样，是在专制时代崛起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制度下，同时向民主制度转型，只有制度转型，社会才有持久的繁荣。所以托克维尔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也引用陈志武先生的观点，他讲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四个很重要的基本要素：一个是制度资本，所谓制度资本就是民主法制等这些；第二个就是自然资源，如果自然资源丰富，那么这个国家也就很容易繁荣，沙特阿拉伯光生产石油就富裕了；第三是人力资本，人的素质很高，劳动力富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给多少钱都干。人力资本是很重要的；第四是土地辽阔，任何一个要素特别强，就都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资本的要素是一个软的东西，不是直接产生GDP的，对经济的增长能起到一个持续的作用。比如：新加坡，香港，就是所谓的制度资本比较雄厚，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也能够发展，但是像美国这样的四个要素都具备了，就谁也搞不过。


　　我们的发展就靠资源和人力资本，竭泽而渔地利用资源和不惜代价地使用劳动力，也能使经济有个很高度的发展。最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全部挖出来了，不管代价多少，这样的结果你觉得有持续性吗？不可能有持续性。现在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大家都把这些弄到劳动合同法里面了。一个社会怎么可以这样发展：我原来给你 600元，现在物价涨了十倍还给你600元，这谁干？劳动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应该同时提高劳动的保障和劳动的收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世界上任何国家，比如，“亚州四小龙”发展到一定的经济阶段以后都是要转型的，不转型，持续不下去的。经济成本代价一定要提高的。我在新加坡呆过，企业就是没办法生存下去，就转到中国来了，现在搞金融、娱乐城，还准备开赌场，没办法了，因为不可能维持那么便宜的劳动力。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就不详细论证了。经济发展以后到底要不要搞政治改革，这是一个大的题目，我们可以来辩论一下。


　　第二个就是稳定能不能压倒一切？我们过去老说“稳定压倒一切”，我一直不太赞成这个提法。稳定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是不可以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这点毫无疑问。我们都需要稳定，谁也不想动乱，但是也不可能是压倒一切的。我们可以把北京奥运期间的所有措施，用到日常生活中来吗？我想我们谁也不需要这样一种特别措施下的特别制度。《政府》的作者密尔，大家有时间去看这本书，我觉得他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我特别欣赏他这本书。他说，一个政府，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实就两个事，一个是保持秩序，使一个社会有秩序；一个就是推进进步。但是秩序跟进步之间是有矛盾的。如果过分地强调秩序的话，社会的进步可能就会缓慢，或者不能进步，甚至倒退了。如果推进进步的话，可能会给秩序带来一定的危险，但是一个好的政府是能推进进步的，而不单单寻求秩序。如果一个社会仅仅寻求维持秩序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僵化、死亡。这是密尔的理论。他就讲了怎么在秩序跟进步之间保持平衡。所以稳定不能压倒一切，不能以牺牲一些人最基本的权力为代价。比如我们拆了老百姓的房子，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你就不要补偿吧，不要上访吧！这种稳定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后果是极不稳定，所以为了稳定只好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包括奥运期间采取的办法，从中央派了很多干部到各省去接访，然后给钱，多年没解决的问题就给钱，只要不上访就给钱。付得起吗？不管是不是对，也不管公正不公正，一下子就颠覆了司法制度，大家都说去上访，觉得不公正就上访，以后我也上访了，什么时候来一次，给钱给不起啊！司法的秩序就打乱了，这个稳定不是一个长久时期的稳定。所以稳定不是压倒一切的，特别是人的基本权力，还要维护人的最基本的权力，稳定压倒一切就能牺牲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要求、个人合法的权力，而牺牲个人权力的后果是积压更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个道理是那么的简单，老是用控制的办法就能保持稳定吗？这个我就不详细论证了。


　　搞民主会不会引起社会动荡？很多人都觉得搞民主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他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现象，大都是在民主的国家。一会讲拉丁美洲，一会又是东南亚国家。这些都作为论证民主可能造成不稳定的引证论据，我认为是非常片面的。我只能说，在一个不完全民主的国家向民主过渡的时候，会出现高度的不稳定，这确实是个问题，但一旦进入民主轨道以后，事实上是稳定的，这个不用证明，真正民主的国家，社会数百年持续稳定。所以不稳定是在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不能把民主和动乱必然联系起来，只能说向民主过渡会有不稳定的危险，所以我们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解决向民主过渡时怎么避免不稳定的问题。


　　避免不稳定有很多社会的条件，时机是很重要的。我常常打这个比方，当然历史不能再重演，如果清末 “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为什么？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当时的清王朝，包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还有权力和威信掌控国家，改革完全能在掌控之下来运行；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的社会，包括知识分子精英都非常支持改革，包括像孙中山这样的人都支持君主立宪制，他是在梦想破灭以后才革命。当时知识分子跟政府是比较一致的，当时的改革是中国民主的一个好机会，中国很可能搞君主立宪制，以马克思观点看来不是革命、改革而是妥协，如果中国搞君主立宪制，那时到现在一步一步的发展，一年改那么一点点，恐怕比现在也好多了。没有后来的革命，战争，搞得经济重新建设；没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又要重新建设。即便经济建设不是太难的，而一个制度的维持就非常困难。可惜这个时机就错过了，后来到1905年，1908年再来搞宪政，“戊戌变法”以后知识分子跟政府已经分裂了，而向民主过渡的时机也过了。所以说不要一说民主就动乱，不是那么回事，关键是我们要正确的总结历史，这是我想说的一个观点。


　　再一个就是“国情特殊论”。中国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国家。《北京日报》约我写一篇文章，要我谈一谈这个民主与国情，我就谈了一下我的观点。我们的国情也没有那么特殊，首先人都是一样的，基本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不要把我们跟整个人类社会分开了，都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凡是人类都有基本共同的理念，我们必须承认这点，有一些共同的，包括最根本的哲学价值层面的理念：民主、自由，平等。这怎么不是共同的呢？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太特殊的。还有人说中国公民素质太差了，不适合搞民主。2002年，我出版了《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是专门批驳这种观点的，当然不是从理论上批，是用调查的结果来批判。首先中国百姓素质太差了不能搞选举，我就不认同，我们搞了很多调查，去了很多地方，调查结果很明显地显示，对比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对于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是农村高而不是城市高。你去看看，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城市的选举，选居委会你会去参加吗？我不会去参加，这个选举有什么用处呢？毫无意义的东西。农民为什么选举呢？农民选举是关系到自身的切身利益。到北京来上访，一次又一次，说农民没有觉悟，这些话语都是从想象里边捏造出来的，在利益面前谁都有觉悟，关键是能不能建立一个制度的渠道，能不能真正表达公民的利益？选举就会有积极性参加了。两百年前美国的那些清教徒，还有流放到澳大利亚的那些罪犯，他们都投票，跟素质没有关系。这个理论很荒唐，我那本书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就来证明这个国情特殊论，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不能搞民主这种论调很荒唐很荒唐，那我先顺着你这个荒唐的论调，假设说农村老百姓素质低，城市里的居民素质高，北京市高，上海市也可以吧，上海也跟世界接轨了，大学生，博士生比例比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都高了，那么是不是可以让北京、上海先民主起来？让上海的老百姓民主起来，选个市长什么的干干，如果有技术问题我可以帮忙解决，怎么划分选区？没有什么太难的问题。


　　我最近也在帮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做选举顾问，这是中国国家基金会联合国防治艾滋病的一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是根据国际的要求。联合国有个全球基金，这个全球基金出了很多钱，要在各个国家防治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三种疾病。根据全球基金的要求，你这个国家必须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叫做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才可以申请这项经费。现在中国已经拿了五个亿美金，但是人家要求你必须要有选举，其中五个是政府代表不需要选举，六个是非政府代表，在六个非政府代表里面，人家规定有一个必须是以草根为基础的NGO的代表，其他都可以找官方的，这个不行，所以要选举，选出一个代表。上次选举闹到联合国去了，说你这个选举不公正，人家就不给你钱，所以现在要搞一个公正的选举，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在一个公平竞争的条件下的选举应该怎么来做，这是选举的技术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的。具体的我就不说了。


　　很多学者开会时候都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大家知道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有一个很大的动力：是钱和权的结合。现在有钱的人和掌权的人成了改革的最大阻力。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现在的政府官员跟1989年那时候的政府官员完全不一样。这不是跟文化没有关系，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后上大学的，受的教育都是现代的教育，这个理念都没有问题，但是观点立场完全不一样。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前两天去山东讲课，课后我们七八个同学聚会去吃饭，聚会里面有一个同学是律师管理处的处长，有几个同学是律师，我就谈到最近北京有个事情，有35个律师要求直选北京律师协会。我说起了这个事，那个律管处的处长就说：“这不行”，他跟我们是同学，原本一样的，而几个当律师的同学都说早该直选，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地位决定观点。接受同样的教育，是利益决定了说什么话。现在政府机关一直在说政府机关的收入不够，条件不够。但是另一种现象我们看到现在是更加严峻，从来没有过的，大学毕业生还都想到政府机关去，一个职位上千人竞争的都有。人的利益判断非常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国外没有这样的，公务员跟别的职业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随便流动，而我们是一进去就不想出来了，是利益在决定。大家都很明确，：现在大学毕业后在外面拿6000元也不如在机关拿3000元。现在政府说不搞福利分房，你问问，那些国家机关干部是都有房子的，到公司上班就得自己租房，而人家不需要租房；在政府机关上班吃饭一天三餐10块钱就够了，不需要花钱。而到外面呢？医疗费用什么就不用说了。所以说政府是一个养得非常好的一个利益团体了。房子问题，继续福利分房，很多很多的利益。前段时间说了公务员是：三个三千亿（有人说这个数字不对），公务员吃喝三千亿，公车三千亿，出国三千亿。都是福利，除了工资以外，其他都是福利。现在经济增长以后，没有数字能看出公务员费用在GDP跟财政收入增长之间的比例变化，我们还没有这个数字，有人说是非常之高，原来占财政收入15%，现在可能占60%，财政很大一笔钱被用于公务员的福利上，当然彼此改革动力就不一样了，原来都是无产者，1989年的时候我们都是无产者，与知识分子没什么分歧，现在差距就太大了，我跟很多当年的同学，当官的朋友在很多问题上都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包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我有个同学在广东当公安局长，我说这个什么事件是什么样的，他就说你说的不对，基本上是政府官员的一套话语，我就不说了，我就提醒大家。


　　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我认为，大家都不希望中国新一轮政治改革是一场革命，也不希望社会的动乱。我想这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识：是个渐进的有秩序的民主化的过程，跟1989 年的政治改革有区别。1989年那场改革主要讲的是党政分开，要解决的是党的领导方式的问题。我认为现在的改革主要解决领导权的合法性问题和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转变。原来在第一场改革的时候没有人怀疑这点，主要是党政分开，党不要管其他的那些事情，让政府好好发挥作用。现在我察觉到社会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党的合法性，统治方式转变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现有的体制框架条件下面，应该提出以宪政为目标的改革，不仅是民主问题。我们过去只讲民主，我认为这次改革不仅是民主的问题。我在关于民主的辩护里也讲到了，民主跟宪政不是一回事，跟法制也不是一回事，跟人权也不是一回事，过去往往都混到一块了，其实不是。包括最近一次关于单双号问题的讨论，我就发表一篇文章，反对实行单双号，提出一个很大的理由。我是法律专业人士，不能跟大家一样凭自己的感觉说话，要凭法律依据或理论依据来说话。如果光凭自己的感觉爱好说话，光凭自己的利益说话，不是学者应有的品质。我的观点就是这个单双号的问题涉及到一个财产权的问题，财产权的使用在民法上的解释是很清楚的，这是财产权的问题，不是民主的问题。比如：针对你家里的财产我们开个讨论会来讨论你这个财产怎么分，行吗？不可以。我们社会有的时候就分不清楚这个。《新京报》搞个民意调查，我说调查100%同意也不行，这是宪法的问题：我们来讨论你的胳膊应不应该砍掉一只？不可以讨论这样的问题，这是法制的问题。报纸热衷于搞这样的事情，什么60%的人赞成？不是这个问题。


　　民主问题用民主方法来解决，法制问题用法制方法来解决，人权问题用人权方法来解决。三个是不一样的，宪政包括了这三个东西，宪政就是这三个东西的最佳的结合。我们现在光讲民主是不够的，有很多人反对民主，说民主会引来很多的灾难，说民主是祸根。还光停留在讲民主？现在人们对民主有很多的反思，人们又把法制加上去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把人权套到民主的脖子上去了。光靠民主不行，要遵守基本的人权，不可以说议会通过一个反犹太人法，就把犹太人都杀了。所以应该建立起一个新的目标，这个东西就是宪政。


　　我认为中国改革有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经济改革；二是社会改革；三是行政改革：四是政治改革。现在做的是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市场经济；社会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平等的公民社会和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包括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建立，NGO等等；行政改革的核心是廉政高效，法制，政府按照规矩办事；政治改革的核心是宪政，宪政就是民主自由法制。这个宪政是统领四个方面的，也包括经济方面。过去两年在讨论城管问题的时候，我也发表过我的看法。我说过城管问题不只是说这是你应该善待老百姓的态度问题，不要打人了。有的学者就提出给城管立个法，让城管具有执法权，执法没有合法性啊！我说不是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老百姓的经济自由权的问题，老百姓有没有权力自我谋生，包括在街上摆个小摊子。不是每个人都能开个企业搞公司，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摆个小摊，修修皮鞋，把家里的蔬菜拿到街上来卖，这是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经济自由权，这经济自由权是一种宪法权力，基本权力。在没有国家之前人们就有这个权力，你把你家的东西拿到市场上来交换，还要发许可证吗？我们小时候父母拿家里的鸡蛋到街上去卖，还要国家许可吗？现在在大城市里是需要许可，因为你不能跑到马路中间去卖，交通问题。你那东西里面掺三聚氰胺不行，这是卫生，人命的问题。应该管这个，而不是你有没有权力卖的问题。你行政许可就是这些老百姓，市场经济不能解决的这些问题，你要行政许可。市场经济能解决的，比如我买蔬菜，我能看出蔬菜的好坏，就不要政府再来一个检验。


　　说到改革的路径，中国现在有个共识就是不能再搞革命，要搞渐进式改革。一个国家走什么路不完全取决于统治者，但是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有选择权。任何社会的统治者都会有非常强的维护现有秩序的这种惰性，这是眼前利益和既得利益造成的。统治者是非常聪明的，但是统治者都有一个局限性，都会利令智昏。这是很难避免的，我们很多官员就是这样，他们很聪明，为什么去贪污？就是在利益面前利令智昏，很难保持清醒的头脑，利益会蒙蔽人的智慧，人的眼睛。所以我们说由于这个原因，需要有一些在野者。统治者有时因为被利益蒙蔽，会坐失良机，我们刚才讲的清末的统治者就是这样，他不知道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只知道这改革把我满清祖祖辈辈的江山动摇了，其实他当时搞那场改革的话，说不定他还能在故宫里面。


　　我讲的改革步骤就是以宪政为目标，以人大制度为依托，在人大制度上面做文章。我们党转变执政方式，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改革以选举制度为出发点，任何一场真正的改革都是以选举制度为出发点的。然后政府的改革，温家宝总理讲了很多了，我很高兴看到他今年讲到的一点，我认为是真正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共财政和公共预算的改革，他特地讲到了这点，记者没问的时候就讲了这点。他说：“我要讲一下关于公共财政改革的问题，公共财政改革是很多国家惊心动魄的大事，很多革命是抢钱袋子引发的。”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为了争夺钱袋子发生的，所以行政改革的核心，我认为是让政府的钱袋子公开，能够规范，让人们看到，政府就规范多了。我曾经在一些地方做公共预算改革，我就提出来，公共预算改革是一个很细的工作，不光是理论问题，我给他们制订了一个预算表，政府给人大提交预算的报表，这个表就是分成几个基本支出和非基本支出。基本支出包括公务员的收入，公务员的费用和办公费用这几项。我说你得把这个表列清楚，比如公务员人头数，钱数，政府觉得这个现在还不能做，因为这里面的收入差距太大了，公务员和老百姓的平均收入差距太大了。有的城市，上海，深圳，公务员平均的收入差不多是社会职工平均收入的3－4倍。如果公布出来就不太好了（这还只是显性的，不包括灰色收入）。所以财政改革是非常难的，但我认为是很关键的，好在政府也明确了这点，公共预算改革，我觉得是最没有任何害处而只有好处的改革了。你说我搞选举改革，可能会影响党的领导，党的干部人事权等等，而公共预算改革，要说危害只危害了有权批钱的那些人，只会巩固我们党的领导。改变政府财政预算管理，没有什么害处，只有对某些个人的限制。但对于这项制度的改革，也很难推行，因为既得利益、公务员都不愿意，机关不愿意，财政部不愿意，有权批钱的领导更不愿意。


　　还有一个司法改革就是以司法独立，公正为目标，社会方面主要是扩大公共参与，规范健全NGO发展，媒体自由度等问题。这些是我说的几个主要的方面，就不详细说了。


　　改革的动力


　　我们有这么多艰巨的任务，沉重的历史，我们的动力又在哪里？前面讲了，有思想的禁锢，有领导者的顾虑，既得利益的阻碍，那么还有没有希望呢？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社会的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003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未有的，李鸿章当时讲：“他经历了千年未有的变局”。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真是千年未有的历史之变局。这种变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大，人民的观念，社会的结构，还有民主法制的权力意识，我们社会的发展，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对政府改革的强烈要求。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2003年在深圳出现了独立候选人，就是不是由组织安排的候选人站出来要选举。我也接触了站出来选举的这些人，道理很简单，我就是在小区维权，如果小区有个人大代表，维权就更有效。我们都买了房子，物业公司不听你的，处处管着你，你没有任何的权利，只有服从那些规则，那些规则又不是你制订的，所以你希望改变它。业主个人都是弱势，所以他们组织起来搞业主委员会，还是不行，因为我们的规则很多是偏向于政府的，所以他希望能当个人大代表，就能更牛气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动力。我最近在上海复旦参加一个会，一些搞选举的公民谈他们的故事，怎么散发传单？怎么选举动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他们的动机很简单，就为了小区维权的需要。所以这就是改革的动力。


　　主持人：由于时间限制蔡老师不能给我们更深入的进一步的来谈这件事，但总的很明确的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框架。包括现状，阻力和动力，实际上已经都给我们指出了结构，也指出了基本的问题和未来的方向，也就是说留给我们更宽裕的讨论时间。下面，我们可以就各自关心的问题跟蔡老师交换意见。


　　提问1：您好，我想问我们国家三十年改革开放到现在，经济是不是成功的呢？因为我们人均GDP排在全球100多位，这个经济能叫成功吗？


　　蔡定剑：当然可能有不同的指标不同的衡量。如果是GDP经济总量的话，我们已经到了第四位了。如果是你要看人均的排名，你说是130多位，准确的我不知道。你如果再看幸福指标，那可能就更靠后了。如果说以GDP经济的成长来看，我想大家比较承认这一点。我不是经济学家，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从这点上我觉得不论怎么样，中国的经济增长以这么大的块头站在世界前列，这是很难否定的一个事实，从世界的角度也感觉得到中国确实是一个经济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角色。我在国外也经常会强烈感受到这一点，我去年在英国的WeldenPark，他们就讨论中国经济崛起以后的政策问题。他们确实是把中国当成一个很大的经济实体来对待的。前年去欧盟参加一个会议，谈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当然欧盟国家觉得中国的援助是有问题的。不太讲人权标准，事实上影响到欧盟国家在非洲的利益。那就是中国崛起了，它对世界的外交经济格局都在发生影响。


　　提问2：我想问一下，1998年我们国家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其中有A公约和B公约。这个A公约后来人大2001年通过了。那个B公约就石沉大海，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人大也没有讨论。这个里面的机关是什么？它的前景怎么样。因为国际人权公约，其实最主要的是B公约，B公约的条款等于A公约的三到四倍。A公约是个非常简单的经济权力公约，而人权和政治权力都在B公约里。现在中国政府到外面还总是说我们国家已经签署了这两个公约。实际情况是政府当时领回来，人大根本就没有讨论，在中国，是不生效的。现在等于里外便宜都占了。我就不清楚这个。因为您在人大工作，请问这内幕到底是怎么回事？


　　蔡定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到现在全国人大没有批准。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记者也问到这个问题，温家宝说我们正在调查研究，采取措施，尽快批准。这个半年前也是这么说的。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加快，因为这个东西基本是一个外交的高层在决定，不是人大在决定。据我了解，像这样的问题，批不批准，参加不参加基本是外交核心的决策层在决定。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这个公约是跟我们现行的一些制度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批准起来需要有一些制度上的协调和立法的改善。因为从宪法的角度来讲，这两个公约是涉及到两类基本权利：公民权力和政治权力公约，在宪法上讲的是第一代人权。第一代人权说的是最基本的生命，自由，财产，还有政治选举的权力。就是最基本的权力，我们把它叫第一代人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公约，我们说这是第二代人权。事实上是经济社会劳动权，社会保障，受教育的权力。从宪政发展的角度来讲，最重要保障的是基本权力公约，也就是第一代人权。你看美国宪法前十条基本就是第一代人权。美国宪法现在保障的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代人权。它保障的是最基本的权力。当然从它国家制度的角度来讲，保证不了那些权力。比如劳动，受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事实上宪法没有规定，但并不意味着它在制度上没有做。但是你要在宪法里头做的话，国家负有义务，你必须要做。第二代人权，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以后，才可以保障的权力。


　　但是我们国家的人权制度一直是反过来的，我们是先强调第二代人权，我们的宪法很早就规定了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力，当然我们也规定了第一代人权。很多国家的宪法不敢规定这个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力，因为规定又不做的话就有违宪的问题。所以我们是反过来的。因为这些权利跟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有关系，我们一直强调要保障这些权利，但事实上做的怎样？毛泽东时代可能还能做到一些，改革开放以后做得更差了。


　　第一代人权与我们在制度上有那些不能接轨的地方呢？比如说信仰自由，比如量刑自由，要看跟我们宪法的四项基本原则有没有矛盾。那么还涉及到刑事犯罪的无罪的认定，还有沉默权这样的一些权利。还涉及到一个组织工会的自由。这是在公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公约规定的，但是我们保留了这一款，第八条组织工会的自由。这是我们唯一保留的条款。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力方面，我们有一些制度方面的，包括理念方面的问题。批准是一回事，但批准了以后要做，还是要立法做一些比较大的修改。包括迁徙自由，罢工等等。


　　提问3：近十年媒体的变化跟政治改革有什么关系？像“64”以后您觉得媒体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吗？


　　蔡定剑：在政治改革的动力方面我想媒体是个非常大的动力。特别是在21世纪以后中国出现了一种变化，虽然传统的党报党刊的体制没有变，但是我们在这个以外又生长了另外一点，就是在党报党刊下的媒体，我们把它叫做市场经济导向的媒体。我们看到的比较活跃的媒体基本上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一类媒体就是这些年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推动一些制度变革，凝聚一些社会意识的很重要的力量和途径。特别加上了网络的发展，基本上我个人认为它还是起了一些好的比较积极的作用，尽管它也有一些不好的作用。比如法学界老是批评说你影响司法啊，也有网民暴力等等这些不好的东西，也有造假的新闻。但我认为媒体是在推动政治改革方面必不可少的力量。是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些跟一些知识分子，还有律师等等形成了在社会层面上对社会改革的一个推动的共力。


　　原来资产阶级革命是那些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的富裕阶级来推动。我们很难看到这些，我们发财的那些老板很少会来参与这些活动，连那些学术活动都很少支持。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一个社会要发展，要有两个东西结合了，就可以发展，也就是钱跟智慧的结合，这个社会就发展了。如果钱跟权力结合的话，那就麻烦了。钱跟智慧结合是好的东西，像美国就是钱跟智慧的结合，很多发财的老板就建立基金会，比较初级的就搞点慈善。高级点的就是搞科研，再高级点的就是搞法治，民主，学术的研究。这个在美国是最发达的。而且这些基金会基本上是独立的。所以如果你是社会科学家，有好的主意，好的思想不愁找不到钱。你能申请钱来做研究，来研究怎么改变这制度的一些东西。美国社会是这样的，欧洲这方面相对差一点。欧洲好的基金会都是政府给的。


　　提问4：我觉得您总体上对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比较悲观，我比您还要更悲观，比如这两年的直选问题。另外城市的白领阶层，也包括中产阶级，由于教育原因，对政治过于冷漠，或者还没经过现代启蒙就进入了后现代。他们这些人对改革可以说是完全冷漠的，他们觉得现状挺好的。请问在您刚才说的改革动力中，宗教是否是很大的动力？


　　蔡定剑：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基督徒达到了1.5亿，中国未来的情况不管怎么样一定会有基督教的因素在里边。包括刚才有人说中国宗教发展得很快，人数已经到了一个多亿。我没有这个数字，但是从宗教对中国目前社会生活的影响我还看不太出来，这方面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中国毕竟是受儒家影响很深的，不太信教的一个社会。尽管有些人信教，但很难说它就成了一个宗教社会，因为基督教这个东西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些形式，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一种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对它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但我几乎看不到我们国内信教的教民产生这些影响。而且我们的这些教民，我看很大的成分是一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而不像西方国家是主流社会的人士信教，是个主流文化就像我们儒教一样，所以对这方面我倒不是特别的乐观。


　　提问5：请问中国现在这么强大的一个执政体系，几千万中国人都在政府机关，那如何进行机构改革？解放初的时候地市级有多少人员？第二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官员不作为，如何引咎辞职？


　　蔡定剑：我们建国以后搞了五年一次的机构改革。刚才我说了这个改革是没有成功的一个改革。包括每一次信誓旦旦的讲得很好的一些理念，都化为乌有。我记得 1998年朱镕基在上海搞机构改革的时候讲了很多转变政府职能等什么的。当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个改革是要失败的。事实上就是讲我们的机构改革政府改革我觉得都是一些失败的改革。非常搞笑的是我们有些改革简直跟玩游戏一样，比如说，我们行政体制原来是中央、省、县，下面就是乡政府，是四级体制。 1980年以后就像你说的，把这地一级变成实的了，搞了一个市管县的体制，说这样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要把资源集中到城市里面去，剥夺农村资源，结果就多了一级政府。现在要改回来，要重新回到省管县。你说这搞笑不搞笑？市管县有一些指标的，那些指标我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管这个的，原来这个部门是没这个权力的。现在市管县了，很多原来的市长就来跑了，就要把地变成市了。地变成市多了一级政府。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多了一个程序肯定是不好的。原来的县人大代表可以选省人大代表，现在不行，县人大代表只能选市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再选省人大代表，又多出一级出来了，制度更加间接了。我们把中国差不多所有的地区变成了市以后，现在又变回来了。要把县从市里脱离出来，变成省要管县，不知道过一段时间是不是又要恢复市管县了。政府的权力在里面作怪，有一个权力寻租在里面，结果把这体制搞的更乱。


　　机构改革也是这样，这些年变来变去。这次十七大，大家还满怀希望地说大部制，这次改革我们看到马上宣布出来，朱镕基当时改革说要减机构，要减人。这次改革不一样了，先告诉说我们不会减人，这就是既得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先宣布不会减人，你们稳定了。我只是机构合并合并，一个部搞了十几个副部长，就是这样的改革。


　　我觉得中国应该建立一个问责制，这是个好的方向。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问责制问得不对头。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制度，有一个制度的逻辑。比如说公务员制度，它是分两类：一类是政治类官员，一类是事务类官员。我刚才说了公务员制度不改革，也在于我们没有把应该分的东西分了。那么这两个东西不分的话，政治类的官员是要对老百姓负责的，要负政治和法律责任的。包括像毒奶粉事件，如果对老百姓负责的话，有关的官员就要辞职，这是政治官员。政治类官员问责的话它是跟政治逻辑有关系的。那个问责就是要么你在台上，要么你在台下。不是说今天这个职务不干了，明天干个党委书记，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问责制。


　　另外我们的问责制只问两类官员，一个是大的比如市长什么的，再一个就是问副职。我们知道一个地方，虽然大的政治责任应该是第一把手来负，可第一把手不负责（听众：真正要负责的不是市长，是省委书记。但省委书记任何权力都制约不了他。政治体制改革不从清理列宁主义的遗毒做起的话，一切都谈不上。）该问责的官员没问到。还有个就是副职，副职按照公务员管理的话，他是一个事务类官员。他主要是执行行政首长的命令的，应该相对是比较稳定的，现在我们大量的是把副职给弄掉了。


　　而且现在有些地方搞公推公选，我觉得这也是个问题。公推公选的话不是选政府，不是选应该选的。政治官员是要代表民意的，事务类官员是执行的。这个是不同的。现在公推公选的是一些事务类官员，副职。这也是有点误差的。这个职务应该靠考核任命优秀的人执行政策的，他不是承担政治责任的。我们选他干事，要承担责任的政治不是我们选的。


　　我们不要觉得改革一定是好的，我们可以仔细分析，好多改革是坏的。其中公车改革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公车改革成了第二次国有资产大瓜分的途径。企业改革是第一次。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他们说公车改革就是分钱。把车子很便宜地卖给了当官的。同时一个月还要给它三四千块钱的补贴。我们算一下这个账，这可是不得了。关键这不是他应得的钱，因为公车是为了方便你办公的，不能变成一种工作福利了。分的这个钱比工资还多了。


　　提问6：第一个问题，现在执政党怎么看待它的合法性？第二个问题就是根据您的接触，现在的制度设计者对竞选与执政的影响有什么评估？


　　蔡定剑：合法性当然有好几种合法性说法。革命的合法性也是有的。哪怕是暴力，大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合法性，我个人是承认的。但是几十年以后，怎么能够保持这个合法性？革命的合法性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当然领导人可能认为发展经济，把人民生活搞好，也是一种合法性。一种实质的合法性，就是看老百姓拥不拥护你。但现在社会越来越讲究程序上的合法。程序上的合法就会有一个选举的问题。目前为止选举还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获得合法性的途径，共产党也做了一些选举，越来越不够，都是一些间接选举。我的看法是如果要真正合法，那就要真正的进行公平，自由，平等，竞争的选举，不用怕这个，我也是共产党员，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优秀份子，不怕竞争不过，当然不能说永远，但在目前几十年内制度安排好的话还是比较能够有保障的。我去一些乡一级的地方搞竞选，搞书记和乡镇长竞选，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某个副书记或者其他人当选，还真没有什么作弊。比如某个乡长选举，当时三个候选人，一个是当时的副乡长，一个是党校老师，一个是村委会的主任。在老百姓提问面前，后面两个人确实比不过副乡长。村委会主任，人家问他计划生育政策他就不知道。那个党校的校长，农民问他秋分种什么，夏季种什么，他就说不出来。那我就不选你。


　　提问7：我想问一下，政治制度改革跟修改宪法的关系。咱们这宪法修改，变成了一个大杂烩，什么都往里头放。以后一直这么下去，改革跟宪法跟宪政的关系就没法理通了。请谈谈您的看法。


　　蔡定剑：如果说造成这个结果，你们也有一份责任，你看每一次修改宪法都是社会，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直在呼吁。开一次党代会，改了一次党章，修改一个政治报告。你们都在呼吁，谁站起来说我们不要修改宪法？大家都在要求修改宪法。依法治国是好的，那就写到宪法里去；私有财产是好的，写到宪法里头去；三个代表好的，写到宪法里头去；都是这样一种观念。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做，再好的东西也不一定都写到宪法里面去。因为都写到宪法里面去，宪法会不稳定，更重要的那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人民觉得我们的宪法是要跟十六大、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保持高度一致的。你看看每次开完党代会的时候就有一批人在呼吁修宪，包括我们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我在1988年就说过不要修改宪法，因为宪法好的东西，不是跟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美国宪法如果这200年跟着变，那会成什么东西？宪法不是一篇文章可以经常润色润色，宪法是一个国家根本的制度，是一个大厦的栋梁，是保持社会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的东西。我在1988 年，1993年，1999年都是反对修宪的，正是因为修宪的问题，我说的太多了。


　　提问8：我有两个问题，一个关于钱的问题，一个是关于权的问题。关于钱的问题，您刚才提到一个公共预算改革，是现在很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根据某教授他曾经统计，我们国家财政收入的 31.7%－40%是用于政府行政开支。中国是世界上征税很重的国家，我们征这么高的税就是为了供养这些？我想钱怎么花很重要，但钱怎么来是不是也很重要？我们国家有没有征税立法？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权的问题。你刚才有提到一个经济和政治自然的权钱结合的问题。我想是不是一个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钱权的结盟？而且最可怕的是大家都知道公务员考试是国考，每年无数的人在考这个公务员考试，这是不是意味着知识精英在不断竞争进入体制。然后就你刚才说的观点，立场变了，位置变了，这样导致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盟，这是不是会成为政治改革的消极的因素？


　　蔡定剑：你说的钱的来源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说的公共财政，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中国老百姓都不太跟国家计较这些事情。好象拿多少钱，怎么拿都不太在乎？在西方国家一个私有财产的社会里面，他们就很在乎。原来很多革命、社会变革就是由这个拿钱的问题引起来的，征税的问题都是非常清楚的。我们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面，对这个变得模糊了。从国有、集体企业拿，不象是从你口袋中拿钱，拿再高，老百姓也感觉不到。这是过去中央集权的好处，现在慢慢变得显性了，但老百姓对征税的概念，还是比较模糊，还不是太在乎这个东西。其实征税已经很高了。我到美国，征税说的很清楚，比如你买东西，吃饭的时候有个8%的税，中国人没有税收概念。如果都这样的话我们会追问它，但我们很多制度把它模糊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税收的问题，大家确实应该十分重视。


　　我们国家现有二十五六种税，只有两种是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其他都是由国务院制订的行政法规来规定的，这就涉及到一个宪政的问题，就是税收法定。税收法定是讲议会制订的法律，不是行政法规或者政府的命令。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的，原来我在人大工作的时候，也提出过税收合法性的问题，搞经济法的一些老师也在提出税收法定的问题，质疑这二十多个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规定税收合不合法。按照宪政的原理当然是不可以的。但是他们找了一个根据是什么呢？1980 年还是1985年，全国人大给国务院做了一个授权决定，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订行政法规，这个就是它的依据，这个依据有效期应该完了，但它根据还是这个。我个人看来，我觉得税收应该法定化，有些学者也在呼吁制订一个税收基本法，应该把国家税收的基本的东西确定下来。我们现在随便乱征税，乱加税，征税权都在一些行政部门手里，包括印花税和其他的一些税。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关于用人的问题，大量的人到政府机关去了当然是好事。但是我觉得毕竟容量还是有限的，加上考试制度也不一定是那么能够把精英装得进去，还有很多漏网之鱼。他们标准也不一样，我们过去的体制也是很吸收精英。我们那个时代最好的出路就是到政府机关去当干部，但市场经济改革以后，就是这些没当干部的人成了富翁，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他去了以后，如果是因为制度的原因，邓小平说不好的制度能让好的人变的不好。


　　我们的制度能不能够让精英发挥作用？当然他有既得利益的话，会从很大的程度来影响这个改革。但不一定精英就能转变一切，其实中国古代社会真是一个精英的社会，有很多能干的人在政府里面。但是没有办法，制度该变还是要变，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心，现在的社会很多样化，毕竟还不一定都愿意选择到国家机关去。就我的那些学生来讲，我看北大的学生就不大爱到国家机关去，也可能其他的学校更愿意到国家机关去。

2008年10月4日北京三味书屋演讲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整理者：陈源。）
Tags - , , , , , , ]]>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853.htm <![CDATA[张维迎: 未来30年主要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 ocean <admin@yourname.com> Tue, 31 Aug 2010 06:58:43 +0000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853.htm
2010年1月10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及中国改革理事会、《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中国改革年鉴》举办2009年“中国改革论坛暨年度评选活动”。活动于09年7月中旬启动,旨在以30年改革传播资源为基础,宣传改革者事迹,弘扬改革精神,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此文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主题演讲。

　　刚才高主任和理事长讲的非常好。我讲三点,第一是对改革的基本判断,如果我们把改革放在60年的跨度来看,过去30年的重点在经济改革。未来30年重点应该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经济改革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是价格自由化,第二个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建立新的民营企业。第三还是第三分权,第四还是开放国际化。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判断,我觉得经济改革内解决的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剩下的是技术性的问题,有些人有误解说经济改革结构还很长。比如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总谈方向性的问题,而且应该是技术性的问题。在过去一年中,大家判断新的现象民进国退逆转了过去的改革。但我自己比较乐观,我想再过20、30年,以60年的跨度来看,在2040年之前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会降到10% 以内。现在按GDP算是35%,未来应该降到10%以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撒切尔改革之前应有国有企业的数量。

　　其实这次在危机当中采取的措施在几年后会引起一些新的不良债务的出现。所以下一轮的债务重组会像90年代一样有改革的压力。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现在社会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支付了很多医疗、社保、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是非常庞大的。靠正常的财政收入是没有办法支持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股份的变卖,当然还包括社保基金等来提供资金。所以我总的来说比较乐观,未来30年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会降到10%以内。而这些问题不需要经过党代会或者是正规的讨论,就可以即时地实行。

　　未来30年主要是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论述一下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是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同志发展改革开始,我们不断地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目前步伐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我想说这是对的。为什么经济的市场化要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国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东西是市场做的,什么东西是政府做的。好多人对民主化有误解,认为民主就可以解救所有想解救的问题,效率公平,这是不对的。能用市场解决的地方一定不要用民主。打一个比喻,好比说我们在座的100多人、200人,中午要吃饭, 一种办法是自己拿钞票爱去哪个餐馆就去哪个餐馆。民主是大家要先投票,走程序看大多数都喜欢吃什么。所以说民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会带来一部分人权力的剥夺和效率的损失。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市场化就变得非常地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就憧憬政治民主化,本来应该由个人决策来解决的问题,就可能都堆到政府身上,我们就把希望都寄托在如何以民主化的方式改进政府的效率。历史看来这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国家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还要经过非常长的痛苦的过程,包括印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前面的国家。当然,我们看到我们的台湾和香港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民主化前面的地区,是比较成功的典范。

　　如果这个国家政府占领的资源太多,民主化连腐败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印度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主选举的国家都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它实际上并没有经过市场化的过程,直接让政府控制了很多的资源来搞民主化。

　　第二个原因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民主化一定建立在一个公民基本的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是靠中产阶级。整个人类在过去200年的发展是中产阶级不断兴起的过程,现在的化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我们讲到民主就会使得个人行使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后果会影响好多人。当我们投票或者是选举某一个领导人,投票法律不通过的时候,你的任何的决策都会影响到好多人。

　　这种情况下,比较穷的人是没有责任心的,当他投票的时候很容易被贿选,很容易被人操作。富人也不受操纵,他可以宣传雇佣黑社会来解决问题。所以他对社会也不会是负责任的群体。中产阶级足够富有,使得他一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两个极端中间的中产阶级是公民责任、公民意识最强的社会阶层。如果整个国家这个阶层不够大的话,民主化就可能变成暴力政治,被少数人操纵。只有中产阶级足够大的话,才能主导民主化,变成公平公正的过程。所以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看一下人类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英国的民主化开展得很早,但一定是渐进的过程。英国最初在选举的时候是有土地的,没有一定的土地人是不能投票的。妇女也是不能投票的。现在搞民主化这些东西都是不实用的,我们要思考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些人能投票有些人不能。现在我们搞民主化或者是有一个合理的选举,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投票。我们只有18岁以上的人才能投票,道理是一样的。只有当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能表现为责任心,能为投票的后果有责任意识,能承担责任这时候投票才是合适的。否则这个社会就可能出问题。

　　刚才讲到印度的民主化问题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它有大量的赤贫阶级,印度中产阶级的人是非常少的,所以民主化的过程就变成了被少数人挟持,操纵大众的过程。我1990年在英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时候,画了一张图我,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我们参加这个会议有各国的记者、政治家和学者。大家都对苏东的改革一片叫好。因为当时的苏联刚崩溃,叶利钦刚刚上台,东欧都出问题了。所以中国的改革非常不被大家看好,而且西方认为我们失败了。我当时就说不对劲,我跟会议的主持人提出说我要进行讨论。当时有一个加拿大的记者,他说,你今天讲的我都记下来了,20年之后如果证明你讲的是对的,我要专门地写一篇文章。我今天回想正好是20年了,所以我今年还要找一下他,跟他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那个图是画的太极图,我讲的不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是说前30面是一个大的面积,后面变成了一个尾巴。那么那30年是整个的60年中的比较小的尾巴,后30年就比较大。最后成功的时候就收官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都差不多了。

　　第三个问题政治民主化我也坦率地讲,我研究很不够。但我想强调中国政治民主化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什么?是怎么样通过精英政治、精英致力治理与民主化结合起来。中国最需要防止的是民主化变成痞子政治,最后走的仍然是专制而不是民主,所以这一点非常地重要。这也是我强调中产阶级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强大的有公民意识的中产阶级的话,导致的结果很可能不是积极的治理而是一个暴民治理。有一点非常地重要, 中国政治民主化一定是着急不得的,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一个法治社会非常地重要。法治的核心是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和法院的权威。我们实行选举去选省长、县长,选完了以后大家认帐不认帐?这会有争议的。如果大家有争议的话,谁说了算?这得有一个权威的机构。但是,如果法院没有独立性,法院的权威不能树立起来就麻烦了。各说各的就会打起来。我们强调的是可以有争论,但法院判决社赢了就是谁赢了。台湾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说法院的权威性法律的权威性非常地重要。

　　可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很多的做法是在弱化法院的权威,而不是树立权威。民间有很多群体性事件本来是一种权力的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以后可以诉诸于法院进行裁决,是一个个体性的事件。但现在由于采取弱化法院的权威性,强调政府部门的权威性, 很多个体事件都汇总成一个群体事件,这是非常危险的。很多的政府部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所有看到的纠纷都用政府上访、协调、买通的办法总会形成大的争执。如果我们用法院的办法解决它,比如说补偿等等,法院按照公正的原则判决以后就要执行了。我们就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乱。所以我想重复一下,这个问题没有被政府充分地认识到。靠政府本身来解决社会冲突矛盾的后果可能是引起社会的不安和动乱。唯一只有借助法院和司法的权利,才能把社会问题分解成个案和个体的问题,这时候社会才可以安定,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地重要。

　　至于下一步的问题如何解决?我觉得我们需要很好地探讨,但可惜的是探讨问题的气候不是特别地好。因为这么大的变革,比如说经济改革之类都有组织机构去讨论问题。但政治体制改革都在喊口号,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应该讨论一下台湾和香港的模式。我觉得我们共产党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还是有见解意义的。比如说通过公众团体来逐步过度,这些保证精英治理的非常有效的办法。我的意思是,不一定这个是肯定对的,我只是说大家一定要有一次讨论,或者说我们以后的领导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更合理,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探寻怎么达到我所讲的保持社会安定、精英治理。如果不讨论这些问题,反倒会显得很被动。当然,讲到未来30年,放得远一点2040年,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改革应该完成了。其实,我的说法也有点借鉴别人的看法了。历史学家讲过,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结构变革。第一是从封建制到帝国制的转变,这大概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好比从秦孝公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到汉武帝之后就是重复的问题了。接下来的一个变革是从帝国制到民主社会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变革,大概也是2、3百年的历史。现在我们的发展很快。如果以200年来算,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2040年正好200年的时间。过去30年未来30年是这200年变革的最后的一幕。我们从1840年开始一直在变革, 都是在形成一条道路。邓小平同志帮助我找到了经济上可行的道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下30年我们要找到有效的在政治上的变革道路。

　　大家觉得可能这个有点遥远,一晃30年就已经过去了。但你看看其他国家的历史也是这样的,比如说美国1776年发生独立战争,但是美国的民主进程通过89年才解放黑奴。又花了100年黑人才获得了公民选举权,也就是1965年美国的黑人才获得了选举权。很难想象2008年美国就选出了一个黑人总统。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黑人才可以投票、才可以不种族隔离,现在黑人当美国总统了。如果你10年前问一个美国人什么时候可以选举黑人总统,可能没有几个人会说能看到。可是2009年有了一个美国的总统。

　　我要讲的是,历史看起来很长、很缓慢,其实回过头来看又很快。所以我有一个大胆预言,到 2040年的时候中国会有大的历史转型,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基本上都会完成。当然,我说是基本完成不是说没有事干了。但方向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我认为剩下的都是技术性的问题。以上是我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谨供大家讨论。谢谢大家!
Tags - , , , , , ]]>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535.htm <![CDATA[王旭明：温总理为何要官员不念稿子]]> ocean <admin@yourname.com> Thu, 19 Feb 2009 04:47:15 +0000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535.htm
王旭明

2月12号，温家宝在中南海召开了《政府工作报告》基层工作座谈会。按常规，每个发言的人手中都持有几页精心准备好的稿子。我猜想，稿件肯定已经经过了有关部门的审定。温总理说：“不要照稿子念，我要听你们讲心理话。赞扬的话不讲，省出时间多讲意见和建议。”

温总理的一席话好！不照稿子念，是对念稿成风的“拨乱反正”；讲心里话，是对讲空话、套话、大话的“拨乱反正”；不讲赞扬的话是对肉麻吹捧成为时尚的“拨乱反正”。

一国之总理，敢于如此“拨乱反正”，为之叫好！

诚然，有些重要会议、有些工作内容念稿子是正常的；但所有会议比如开场白、祝酒辞，比如新闻发布会、学术论坛等通篇念稿就不正常了。征求意见的座谈会通篇念稿则大不正常了，不分场合、不分情况的满天乱飞的表扬话就更不正常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是讲成绩、摆功劳可以滔滔不绝，刹不住闸似的；讲问题不足则总是耳熟能详的“学习不够、主动性不够、认识不深刻”等等之类。

不照稿子念、不讲赞扬话这样的要求既是态度问题，也是水平问题。温总理敢于提倡并身体力行，得益于他对公众的态度端正，也得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化修养和高超的工作水平。在与同济大学学生座谈之后，他写出了抒情诗《仰望星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在到重庆工作考察中，他改变安排好的线路与民妇交谈，为农民工讨债；在汶川灾区现场，温总理手持简易喇叭，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并真诚地回答记者的问题；刚刚过去的春节期间，温总理在百姓家中还“秀”了一把厨艺。公开、民主、文明又兼具浓郁的人情味道和博大的文化修养，好总理！

官员们都来学学总理，如何？即使学不了全部，学一点点也可；即使学不了实质，学一点点皮毛也可。我们太需要不是一个心只为当官，而是把公开、民主、文明放在心头的官员了。

我不敢对各级官员提这样的要求，有“犯上”之嫌。现在我作为一个语文工作者，愿意像总理那样身体力行。同时也希望更多的老师们尤其是语文老师们，从现在开始，从自己开始，教教我们的孩子怎样不念稿子，怎样讲心里话，因为孩子们才是祖国的未来和明天啊！如我这样的“朽木”，已经不可雕，或者难雕了，但千千万万成长中的孩子们，千万别成为下一代“念稿风、空话风、赞扬风”的主力军啊！

官员当学之，教师当学之，每一个人都当学之。其实，做到总理要求的并不难，关键要克服人人不说，人人都明白的心理障碍。这层障碍，不仅屏蔽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正常沟通的渠道，也屏蔽了真正的民意。最糟糕的是，还有可能误导执政者的决策。都不说这些，长此以往，说空话、假话、套话，成为习惯后也不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啊。我不是医生，也不懂医术，但相信许多癌症和怪病的诱因可能与此有关。

怕什么？肚子里的话，尽可能说出来，图个痛快，也图个舒心，还有健康……
Tags - , , , , , ]]>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534.htm <![CDATA[河南警察曾不敢穿制服上街, 厅长罢免15名县局长]]> ocean <admin@yourname.com> Thu, 19 Feb 2009 00:51:03 +0000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534.htm
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

主持人李小萌

演播室全景


　　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

　　李小萌：欢迎来到《新闻会客厅》。今天节目一上来我要和您一起来欣赏几张摄影作品，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张，非常抽象，是水的波纹，但是拍得五颜六色，非常漂亮。下面这一幅是滴水的瀑布，但是通过摄影技术把它拍成了线一样，很纤细，也很优美。第三张是一个雨后的峡谷的景色，颜色非常绚烂，游人也很多。这三张照片都是拍自于我们国家的河南省，没去过的人可能想不到，在中原地区还有这么漂亮的湖光山色，通过这三张照片我们也看到，作者用他的镜头语言表达出对这片土地深厚的情感，而这三张照片的作者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五年的时间使得河南省的公安形象发生大转变的河南省副省长、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欢迎您秦厅长。

　　秦玉海：谢谢。

　　李小萌：这些照片应该属于非常专业的摄影师才能拍出来的吧？

　　秦玉海：这些照片起初是一个宣传品。

　　李小萌：宣传什么？

　　秦玉海：为了宣传河南焦作的山水，宣传云台山的风光，作为旅游推介的一种手段。

　　李小萌：都在什么地方悬挂了这些宣传照片？

　　秦玉海：这些照片现在在北京的地铁各条线路，另外在南京等城市地铁也在悬挂。另外两次出了云台山的画册，印刷已经超过两万册了。

　　李小萌：这是您在焦作任职的时候拍摄的这些照片，可不可以说这表现出的是您身上非常感性的一面？

　　秦玉海：这个应该说是反映的是我对焦作的一种责任吧。

　　李小萌：是责任，但是如果没有对美的感受，也不会摄取到这样的镜头。

　　秦玉海：通过这种感性的手段，来履行我作为一个市长，一个书记的责任。

　　李小萌：这种感性当您的职务变成了一个公安厅的厅长之后，可能理性的成分要更多，顽强的一面要更强烈，但是我也听说您到了公安厅厅长的位置之后，特别提出来命案必破，在当时那个情况之下，提出这样的一个理念是不是给人感觉，是不是感性大于理性？

　　秦玉海：当时是我们河南公安机关，我上任的时候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在这之前，2003年河南破了两起案件，这两起案件都震惊全国，一个是驻马店的黄勇案件，黄勇在两年的时间内，利用自制的杀人工具杀了17个人，其中有五个是社会闲散人员，12个是学生。这17个人报案之后都没有立案。第二起案件就是杨新海案件，杨新海在历时三年的时间内，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省，作案25起，杀了67人。这两起系列案件的侦破用了很长时间，也暴露出我们公安在命案侦破上，我们存在的工作上的漏洞。

　　李小萌：震惊全国的大案，很长时间没有破，对于河南省公安的形象有什么影响？

　　秦玉海：当时这两起案件应该说震惊全国，社会舆论哗然，使我们河南公安机关、河南公安民警蒙羞。公安机关破案是应当的，公安机关就是打击犯罪的专门机关，破不了案，就说明我们公安机关，我们公安民警没本事，所以我们的形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李小萌：据说在有的地方，警察都不敢穿制服上街是吗？

　　秦玉海：是有这种情况。

　　李小萌：后来您说的这两起大案破了吗？

　　秦玉海：这两起案件最后破了，历时时间太长，死人太多，而且杨新海案件不是在河南破的，最后是在河北破的。

　　李小萌：就是因为以前有这样的疏忽，有这样失职的地方，再加上说要求命案必破，凡是有人命的案子，百分之百的破案率，有人说这可能缺乏一个科学性，所以我刚才会问您是不是感性大于理性？

　　秦玉海：命案必破这个概念的提出，应该说既有感性的成分，又有理性的成分，说它是感性的成分，这反映了我们公安机关公安民警对广大人民群众这种深厚的感情，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这种情怀。如果说是理性的成分，命案必破，当时提出命案必破，挂牌全破，因为这个概念在全国有些公安机关已经提过，河南也不是我去了才提的，前几年就提过，但是对这个概念往往存在各种各样的疑惑，认为做到命案必破是不可能的，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在我上任之后，2004年2月19号，河南省公安机关开了一个命案必破的，就是命案攻坚的全省的电视电话会，针对杨新海、黄勇这两起案件，我当时提出，要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战，为人民警察的荣誉而战，这反映了我们公安机关、公安民警要对党，对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如果说感性，恐怕这是反映的一种感情。同时在这个会上，我对命案必破，从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阐述了命案必破的六个关系，当时我提出命案必破反映的是正义和邪恶、矛和盾、现实和可能、需要和能力、条件和机遇、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就是系统地阐述了命案必破符合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趋势和规律。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工作做得好，克服困难，就能够实现命案从局部到全局的这种突破，就可以实现命案必破的这个目标。后来在几个月之后，2004年7月1号，我们又在三门峡又开了一个会议，在会上我又把命案必破这个概念分解为三个层次的目标，第一个就是一旦发生命案，针对每一起命案，作为我们公安机关、公安民警，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去侦破。第二就是通过个案的积累，作为一个县一个市，这个局部要实现命案全破。第三经过各个市、各个县战果的积累，实现全省命案侦破成绩大幅度提高，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提出的这些观点，这些工作目标已经变成了现实。

　　秦玉海：农民张官礼九岁的女儿被害，被害之后，由于当时作案现场当时下着大雨，证据有一定的缺失，所以连续多少年这个案件没有破，张官礼多次上访，上访了几年，

　　秦玉海：这个案子是我接的访。接访之后，过了一段，这个事儿没有解决，没有解决他又继续上访，继续上访，后来我收到这封信之后，我分析信里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公安机关的工作还有空间，还有可以努力的地方，只要不到最后的关头我们不能宣布这个案子破不了，所以我提出这个案子要尽最大努力把它侦破，最后我们公安机关组成专案组，历时40天，行程12000里，把犯罪分子从新疆抓捕归案，这个案子还是破了。

　　李小萌：您是厅长，这样一封信怎么到您手中的呢？

　　秦玉海：因为我们公安机关有正常的控申接访程序，群众上访的信件只要是写给我本人的，我都会收到，都会看到。

　　李小萌：信封上有您的名字，要您收，那您保证接的每一封这样的信都要查吗？

　　秦玉海：只要是群众上访的案件，每一封信我都会认真阅读，而且提出处理意见。像这种涉及到命案，这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都要认真查处。

　　李小萌：一个长达八九年都没有破的案子，您看到村民写的这封信，怎么就看出来说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还有空间？

　　秦玉海：因为这个案子，公安机关曾经四次起诉，就是被检察机关退回来，退回来说我们证据不足。既然检察机关认定证据不足，我们就要在锁定证据上下功夫，所以最后经过侦查，经过侦办，一系列的工作，固定了证据链条，犯罪分子被抓获。

　　李小萌：要求命案必破就是要求凡是涉及人命的案子百分之百的破案率，民间其实也流传这样的说法，其实公安机关就会不破不立。

　　秦玉海：在命案必破，命案攻坚我们整个工作实施的过程中，你说的这种情况也发生过，正是因为有些地方不破不立，或者是瞒报命案，命案发生之后他不报，就是说不破不立，因此我们民权县、伊川县两个公安局的局长，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予以免职，这个免职之后，在河南公安机关再也没有发生瞒报命案，或者不破不立的这种情况。哪一个公安局的局长他也不会冒着丢掉自己乌纱帽的这种风险去瞒报命案。

　　李小萌：您说到免掉公安局局长，恰恰我想问您这个问题，您上任之后有十五位县级公安局的局长被免职。

　　秦玉海：这15位是我们公安厅，我们督察，我们办案发现工作有纰漏，有失误的，我们直接提出免职的，如果就全省来说可能还要多一些。

　　李小萌：还要更多，大于15位的被免职的公安局局长，所以有人说您的杀手锏就是免官，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秦玉海：免职这作为保证我们公安机关，我们的作用能够正常发挥，保证我们工作正常运转的一个手段，作为推动工作，对于违法违纪的人员，除了免职，还要依法依据追究责任，当然免职这是我们推动工作当中采取比较多的一种方式。

　　李小萌：最初的时候是什么让您下定决心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整肃整个公安队伍？

　　秦玉海：说到这种方式，实际作为我本人来看，这是在工作中，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工作中发现我们公安民警有不作为，有乱作为，有漠视群众疾苦的这种行为，也有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对于这种情况，作为一个公安民警要依法依据追究责任，作为一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人，作为一个县的公安机关的最高领导人，在查清事实之前，首先要免掉他的职务，然后保证我们这一个县的公安工作能够正常运行，如果不免职，他工作不在状态，精神状态不佳，整个这一个县的公安工作都要受到影响，不知道要多发生多少命案，多发生多少起亡人的交通事故或者火灾事故，老百姓不知道要蒙受多大损失。

　　李小萌：所以您说这是在一个体制当中非常正常的处理手段，但是面对问题的时候，免还是不免，免谁不免谁，处理的力度深还是浅，其实和管理者的关系还是挺大的，对吗？

　　秦玉海：对，和管理者个人对问题的看法和工作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李小萌：一些什么样事情触动您说一定要用这样的办法来管理我的这支队伍？

　　秦玉海：触动我的，使我的思想上受到震动比较大的，还有就是2004年，我们处理郏县公安局局长、政委免职的案件。

　　李小萌：这也是您刚到任不久。

　　秦玉海：刚到任不久我们组织了督察队，发现我们部署的全省公安机关部署的追逃利剑行动，是全省统一行动，两天统一行动，我们督察队到郏县去督察，发现郏县的基层公安机关不知道省厅有这样的部署，这个工作在基层没有开展，到县级公安机关，县局长、政委和副局长都不在场。后来局长回来了，发现我们省厅市局布置之后，布置这个追逃行动的方案，他们是复印之后塞到各位局党委成员的门缝里，用这种方式来开展这个行动。追逃行动，我们抓捕的都是我们平时掌握的重要案犯，这些案犯应该说手上沾满了鲜血，背后背负着冤魂，面对这些案犯这样严肃的一个任务，不去贯彻执行，当时我确实感到很气愤。我接到这个督察报告的时候，是晚上八点多钟，第二天上午，原来计划我们要全省开一个电视电话会，学长霞，筑警魂，树形象的，当时学习任长霞这么一个电视电话会，会上原来的安排是由我来做动员报告，我接到这个督察报告之后，我当即决定，我说明天的这个会议，动员讲话由我们常务副厅长来做，就对郏县这种公安机关主要领导不作为的问题，在会上我要认真地讲一讲，所以在会上，我把郏县追逃利剑行动不作为这个事情，事情讲了之后，讲到激愤处，我说你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哪里去了，你的职业道德哪里去了，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的良知哪里去了，我说明天，我说对这个郏县的局长、政委，要立即免职，今天就要免到位，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场上几百人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通过这件事儿我也看到，我也认识到，我们从严治警，对于不作为的我们公安机关的领导干部，免职或者给予处分，这是警心所在，民心所向。

　　秦玉海：但是会议下来之后，我们班子当中有人提出，就是说公安局的局长、政委，他的管理权限在市委，就是我们提出免职，能不能做到，所以会后我就叫我们的政治部主任和平顶山市市委组织部沟通，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和市公安局经过调查，当天晚上八点钟市委召开常务会，就把局长政委免了。把他们从岗位上拿下来，叫他们认真反思、反省，以利于他们更好地工作，把有责任心的，有能力的领导同志放到这个岗位上，更有利于推动郏县的公安工作，最终是使我们的人民群众，使我们老百姓受益。

　　秦玉海：通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就感到，公安机关有大量的这种工作不落实，有了工作，有了安排，有了部署，但是不能落实到基层，所以为了保证工作的落实，我们决定要加强，加强督察工作，所以这件事情之后我们把公安机关我们内部的这种督察，也是内部监督的一种手段，由个案的督察，由重点工作的督察，我们搞了个计划，就是为期一年的集中督察，为期一年的集中督察就是我们对十八个省辖市，一个省辖市一个省辖市去进行地毯式、拉网式的督察，每个省辖市要督察二百个以上的基层股所队，这样就等于翻箱倒柜，把这一个省辖市的公安工作的底就折腾出来了，你的工作状况如何，工作落实的情况如何，这样我们利用一年的时间，督察了十八个省辖市，十八个省辖市，基层所队我们就督察了3682个，查处各种问题四千多个，通过这种大规模的督察，我们公安机关内部存在的一般性的工作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同时这里面有督察之后的整改，包括责任追究等等。

　　李小萌：当处理力度特别大的时候，一般作为管理者面临的情况，我们可以想像，说情的、反弹的，甚至是反咬的，这在您的考虑范围内吗？

　　秦玉海：一般的情况可能会有说情，但是我做公安厅长五年的时间，极少有人在我这儿说情。

　　李小萌：其实当一次行动、一次风暴刮起的时候，它的效果大家都会很认可，大家更关心的是，当风暴刮过之后，怎么让这个提高了个工作标准能够日常化？

　　秦玉海：这就涉及到我们督察，督察队伍的建设，包括督察这种长效机制的建设，所以从2004年到2005年这一年，我们这种集中式的督察之后，我们加强了省市县三级督察队伍的建设，同时我们针对工作中的问题，我们总结了八种督察方式，建立了正常的督察工作机制，所以督察作为，我感到它作为一把利剑，在对我们公安机关队伍存在的各种问题，对有病的肌体及时进行割除，保证了我们队伍的健康，保证了工作的顺利开展。

　　李小萌：其实管理除了这种强势或者叫铁腕的方式之外，也可以选择比较有人情味的，比较温和的管理方式，来用情感管理，管理一支队伍，这种方式不能成为一个选择吗？

　　秦玉海：选择管理方式，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因为在我接任公安厅长的时候，刚才讲到黄勇、杨新海这两起案件，当时这两起案件只是河南公安工作的两起典型的案件，也是河南公安工作的一个缩影，河南的公安工作当时要我看，就是一个患了重病的病人，重病要用猛药。

　　李小萌：另外我们也发现，在被您免职的公安局长当中，有六位都是因为接访不力，使得他们免去了局长职务。

　　秦玉海：因为接访我们是面对的广大人民群众，大多数解决的是人民群众合理诉求，涉及到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公安局长麻木不仁，不作为，对我们队伍内部存在的问题不去认真处理，这样使人民群众对我们公安机关有意见，更重要的是使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不能得到解决，人民公安为人民，不能为人民办事的局长，那就不能当公安局长。

　　秦玉海：当时周慕县有一个农民寇安海，他的儿子酒后滋事，弄到派出所，弄到派出所之后，由于看管不力，或者在派出所滞留的时间比较长，他儿子就死在了派出所里面，这个寇安海就到公安机关上访，要求解决，要求赔偿，当时公安机关南关分局的观点，他认为他的死因不是因为我们执法，也不是因为我们刑讯逼供造成的，公安机关没有责任，这样寇安海就长期上访，开着三轮车，也到省政府上访。后来我们在接访中接访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抱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这么一种态度，来查找自身的问题，我们就有问题。出了问题，我们不找自身的问题，认为是群众的问题，长期拖着不解决，使人民群众，使信访当事人长期承受这种精神的痛苦，通过它的这种信访行为，也和党和政府，给公安机关的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所以这样的局长，我们经过调查之后，给予了免职。

　　李小萌：为什么对接访工作您这么看重？

　　秦玉海：2005年2月17号，我们河南省公安厅搞警营开放周，按照警营开放周的安排，2月17号这一天是厅长接访，厅长接访，可以我们的其他厅长去，也可以我去，因为我这一天公安部还有会，我下午要到公安部开会，因为这是第一次接访，我觉得作为厅长，应该和群众见面，所以我早晨八点我就带着我们厅党委成员到事先安排好的会议室和群众见面，一进会议室，群众已经把会议室坐满了。

　　李小萌：有多少人？

　　秦玉海：大概有几十人、上百人吧，有的是抱着孩子，有的带着铺盖，一看就是群众对我们公安机关解决问题是抱有期望的。在接访的过程中，接访的过程中有三位群众提出诉求之后，我做出解决问题的答复之后，当场给我下跪。群众一跪之重，作为公安厅长我确实感到承受不起，当群众下跪的时候，我感到心里是一阵刺痛，我最承受不了的就是我们在接访的过程中有三位群众给我们下跪，我说人民群众是主人，我们政府公务员我们公安机关，我们公安民警是公仆，应该下跪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我们队伍中那些做了错事的公仆，当时我发了这样一番感慨吧，接访之后当即决定在全省要进行大面积、大规模的接访，公安机关要开门接访，要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秦玉海：我做公安厅长这么多年我感到，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求你真心为他办事，事儿的结果有可能办得好，有可能办不到，但是群众他都会理解。去年11月8号，我们搞了个网上，我上网和网民交流，当天交流了一个多小时，有一百多名网民提出了很多问题，回来之后我们梳理了一下，涉及到个案是47起，八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到我们公安厅，最主要是我们办二代身份证，办驾驶证不及时，再就是乱收费、乱罚款等等，这些公安机关工作，存在的经常性的这种老毛病。我们发生这些问题之后，在网上我一一做出答复，回来之后把这47起个案逐一分解到各个警种，各基层公安机关，逐一落实。这个事情解决之后，群众对这件事情非常满意，其中有个群众在网上就留言，他说没想到，我提的这么一件小事儿，省长能这样重视，亲自协调解决，叫省长有些见外了，就叫老秦吧，说以后如果老秦有机会，到我家来作客的时候，我要亲自上厨给老秦做几个可口的菜。看了这个留言之后，当时我很受感动，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些事儿，都是我们平时没有做好的事情，我们把它及时把没有做好事情，工作中的问题，把它纠正了、改正了，人民群众就给予了这么多的理解和支持。

　　李小萌：通过这样的处理方式，接访的工作在河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秦玉海：接访，河南历史上，（涉及公安机关的）进京访，进京访这个指标，进京访基本都是在第一位、第二位，这个总量，2004年我们开展接访之后，当年我们退出了全国的十位以后，这几年一直在，因为我们作为第一人口大省，一人口的大省，我们现在进京访总量一直在全国的十五位以后，群众大规模到公安机关上访的情况现在没有了。过去我们省公安厅门口经常有人集体上访、下跪，打着横幅，披麻带孝，这种情况都有，现在这种现象再也没有了。

　　李小萌：通过免职来非常严肃地、有力度地管理队伍，那您提拔人的标准是什么？

　　秦玉海：提拔人，因为我到公安厅，我第一次讲话，我就职的时候第一次讲话，和厅机关见面的时候，我提出用人要做到六个不一样，其中重要的就是，干和不干不一样，标准就是用人要能够对人民群众有感情，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事业感，要有工作能力，核心就是这样。所以这些年，我们作为厅机关提拔了，包括厅机关，包括我们18个市公安局，就是一把手，提拔和协调提拔了三十几个厅级干部，三百多个处级干部，这在我们河南省公安机关历史上是最多的。

　　李小萌：当基础差，起点低的时候，下一点要采取一点措施就可以看见变化，但现在整个标准都提高到现在这个程度的时候，再出成绩是不是就很难了？

　　秦玉海：在这个基础上要巩固提高，难度就更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公安机关的期待也会更高，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更要牢固地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以对人民群众，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更加从严管理队伍，加强我们公安各项工作这种机制建设，同时也要贯彻落实从优待警的各项方针，更重要的是，我们河南公安机关要发扬我们河南的公安精神，就是我们这些年河南公安工作的发展，从发展变化中，我们总结出河南公安机关的河南公安精神，叫做忠诚为民，拼搏奉献，其中有一句很有代表性的反映我们河南公安精神的一段话，就是我们这些河南公安机关这些年，我们的物资保障水平在全国，应该说我们是经济发展相对，人均水平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省份，警力我们又是全国警力最低的这么一个省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基础又不是很好，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公安工作的发展进步，我们提出剑不如人，剑术不能不如人，气势不能不如人，要有这样一种斗志。
(责任编辑：陈国栋)
Tags - , , , , , ]]>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513.htm <![CDATA[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意义重大]]> ocean <admin@yourname.com> Tue, 23 Dec 2008 16:02:02 +0000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513.htm
    下大力气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目标的需要。

    下大力气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是实现“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需要。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稳中略快的态势，要想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那么，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存在的问题在哪里呢？从经济角度分析，主要表现在“三高”上，即：高储蓄率和高投资、高出口。而在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中，消费始终马力不够。消费不够，出口拉动过大的根本原因是，居民特别是劳动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过低。这造成两个方面问题：一是人口红利过大使出口企业成本过低，促使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力增强，使得内外资企业竞相出口，导致贸易顺差过大。二是劳动力价格过低又使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大大制约了消费，使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一直处于乏力状态。从社会政治上分析，由于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诸要素中，劳动在分配中比例过低，导致社会出现了极为不公平的情况，劳资矛盾突出，导致社会隐患，长期下去将危机社会稳定。

    要从更高层面、更广层面上认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系到经济发展后劲。消费一直不能增大，出口一直居高不下，关键在于劳动力成本太低，人口红利过高。从根本上扭转和调整到以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上，必须使百姓有钱消费，那就要大幅度提高劳动力价值，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力价值的提高，增加了出口企业的成本，既增加了居民收入又抑制了出口，出口企业欠劳动力多年的账确实应该偿还了。通过增加劳动力收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转变经济增长拉动方式的需要。

    下大力气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目标的需要。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是党在新时期的重要目标，而社会公平正义与否是能否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其中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公平是社会是否公平正义的重要组成部门。我国居民收入长期低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劳动力要素大大低于资本、管理的收入分配比重，已经在拉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造成两极分化，百姓已经存在这样那样的意见和不满，长期下去将成为社会动荡的原因。因此，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是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必需。

    下大力气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是实现“人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需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已经成为我党的执政理念。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居民收入是否与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同步，是否真正实现而不只是名义上的按劳分配为主体是落实“共享”的关键环节。“人人共享”就要体现在一般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上，抓住了提高劳动者、普通百姓的收入和保障水平，就抓住了“人人共享”的关键。之所以如此强调“人人共享”，就说明过去在这方面我们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迅速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和劳动力价值已经是当务之急。（余丰慧）
Tags - , , , , , ]]>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420.htm <![CDATA[张春贤在湖南发起解放思想大讨论]]> ocean <admin@yourname.com> Wed, 08 Oct 2008 17:17:07 +0000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420.htm
引用
2008年8月,张春贤在湖南发起解放思想大讨论, 紧接着这一解放思想大讨论逐步扩展到全国, 深入到基层.


省委决定在全省广泛开展“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省”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这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迫切需要，也是贯彻落实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和省委一系列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

党的十七大以来，省委对推动继续解放思想一直很重视，抓得很紧，作了比较全面的部署和安排。

一是从党的十七大到今年上半年，主要是组织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抗击冰冻灾害后，4月份开始举办研讨班，分批组织全省地厅级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为继续解放思想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二是从今年6月到现在，开展了“继续解放思想、大力推进长株潭试验区改革建设”宣讲活动和“推进一化三基、实现富民强省”宣传活动，为继续解放思想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三是计划从现在开始，集中一段时间组织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大讨论活动，在全省形成新一轮解放思想的热潮。

四是将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在全省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把解放思想的成果运用于富民强省的实践。

组织这次大讨论活动，是省委推动继续解放思想整体部署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可以说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深化和提高，是推进长株潭试验区改革建设宣讲活动和推进“一化三基”宣传活动的扩展和延伸，是即将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先导和前奏，也是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活动的准备和开头。

一、继续解放思想是关系我省改革发展大局的紧迫任务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推动湖南科学跨越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30年来，我省改革的每一次突破，开放的每一次深化，发展的每一次提速，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湖南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继续解放思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面对国际国内大局，不继续解放思想就不能顺应发展大势。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围绕市场、技术、资源能源的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环境对我国和我省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原油、粮食和基本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美元贬值，这一系列事件直接关联我省的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国际因素对我省发展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速发展，全国各地都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宽广的视野确定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兄弟省区不断推出新政策、新举措，发展势头十分强劲，竞争形势咄咄逼人。如何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赢得机遇、应对挑战，如何在国内不进则退的竞争格局中抢抓先机、争取主动，迫切需要继续解放思想。

2.面对我省发展差距，不继续解放思想就不能持续发展前行。湖南作为革命老区、农业大省、内陆腹地，实现后发赶超，加快富民强省，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改革开放30年来，我省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进入“十一五”以来发展速度更快，2007年经济总量在全国进位，GDP增长14.4%，工业化率达到42.7%，城镇化水平达到40.45%。但仍然面临追赶的巨大压力，到去年底，我省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人均GDP低282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149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低236元，工业化率低6.5个百分点，城市化率低4.45个百分点。实践告诉我们，我省改革发展的成果，首先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我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深层次的是解放思想不够的问题；我省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从根本上看还是解放思想的差距。当前，我省已经积聚发展的巨大能量，具备赶超的有利条件，正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全面提速的重要阶段。如何发掘潜力，乘势而上，实现科学跨越和后发赶超，迫切需要继续解放思想。

3.面对各种制约因素，不继续解放思想就不能破解发展难题。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中存在诸多突出矛盾和制约因素。一个是资源制约突出，人多地少，缺煤少电，加上长期形成的重化工业结构，节能减排降耗的压力大、难度大。另一个是发展理念滞后，发展方式比较落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发展质量有待提高。

再一个是体制机制不活，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特别是政府职能转变任务相当艰巨，要素市场改革滞后特别是资本市场发育不快，经济外向度明显偏低，进出口总额仅占GDP的7.8%，利用外资仅占全国的4.37%。如何转变发展方式，突破发展瓶颈，提高发展水平，迫切需要继续解放思想。

4.面对群众迫切期待，不继续解放思想就不能满足人民发展愿望。现在，全省人民思富思进思变的愿望更加强烈，三湘父老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更加迫切。我收到的大量人民来信中，很多就是反映如何让湖南建设得更好些，发展得更快些；即使要求解决困难和问题，实质上也是催促我们加快发展。很多在外地的湖南老乡也对家乡更好更快的发展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今年上半年，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问卷对象认为我省开展大讨论活动十分必要的达97%。还要看到，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素质和能力已经大大提高，群众的很多思想已经走在我们领导干部的前面，基层的很多创造已经走在我们领导机关的前面。群众的许多思想需要我们学习和提升，基层的许多创造需要我们总结和推广。如何履行好党的执政宗旨，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新的期待，迫切需要继续解放思想。

二、近年来我省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推动科学发展一大法宝

解放思想是一种主观反映客观、认识指导实践的活动，也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种必然规律，因此它并不神秘，也不是高深莫测的。从这些年的实践看，解放思想实实在在地贯穿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蕴含在干部群众的生动实践中，体现在全省的发展变化中。近几年特别是省第九次党代会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高扬解放思想的旗帜，注重求真务实，坚持以时代眼光、战略思维和国际视野谋划湖南、发展湖南，广大干部从实践中尝到了解放思想的甜头，人民群众从发展中得到了解放思想的实惠。这中间，有几个方面的体会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倍加珍惜。

一是坚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确定富民强省的战略思路，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湖南省情的发展路子。这就是围绕省第九次党代会制定的加快富民强省、建设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提出了推进“一化三基”、加快“两个转变”、建设“三个强省”、守住“四条底线”等关系全局、关乎长远、关联根本的战略思路，并紧紧围绕这些思路抓部署、抓推进、抓落实。仅从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的推进来看，2007年，全省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5年的33.6%上升至36.7%，提高3.1个百分点，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2005年的44.9%上升至49.6%，提高4.7个百分点。城市化率由2005年的37%上升至40.45%，提高3.45个百分点，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高1.45个百分点。这些在实践中产生了强大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战略思路，集中了全省各方面的意愿和智慧，把党的十七大精神与湖南省情结合起来，把时代发展潮流与人民群众美好期盼结合起来，把多年工作基础与未来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得到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护和认同。可以说，抓住完善战略思路这个重点，是我省解放思想的最大成果。

二是按照科学发展要求解放思想，采取一系列攻坚克难的战略举措，引领全省经济社会进入了又好又快的发展轨道。这几年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困难，我们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突出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兼顾，注重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在坚定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着力缓解土地、资金、能源资源等要素制约；在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的过程中，加快“两型社会”建设，坚持以“两新”带动“两型”、以“两型”促进“两新”；在深化改革、加快创新型湖南建设、增强内部活力的同时，全面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强与“泛珠”和“长三角”合作，大力联引央企入湘和主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在保持全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社会事业建设，着力改善民生，等等。仅从保持生态和节能减排来看，2007年，我们关停了洞庭湖区234家造纸企业，实现了能耗“双下降”和污染物“双削减”的目标，成为全国9个全面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省份之一。通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全省经济社会呈现出增长加快、效益提高、结构优化、活力增强、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的良好态势。可以说，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是我省解放思想的最大突破。

三是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解放思想，努力做活人的文章，充分凝聚了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比如，提出和落实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三个不吃亏”原则，扩大用人上的民主；比如先后引进12名博士后来湘工作，从基层选拔10名优秀干部进省直机关，从省直机关和高校选拔25名优秀干部充实基层，从外省引进优秀人才来湘工作，选派本省干部和引进沿海干部异地挂职；比如尊重人民群众关心湖南、建设湖南的热情和智慧，组织大范围献计献策活动，开展领导干部与网民交流，邀请基层干部与普通群众来省委座谈，举行各项市民听证与专家咨询，等等。大家普遍感到，现在全省上下朝气蓬勃，风清气正，同心同调，政通人和。可以说，抓住解放人这个关键，是我省解放思想的最大特点。

回顾这段实践在于说明，解放思想非常实在，非常普遍，又非常灵验，非常管用，是推动改革发展的一大法宝。只要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从湖南实际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只要是把时代要求、湖南省情和人民期待结合起来，作决策、办事情、抓落实，就是解放思想；只要是富于改革勇气和开放眼光，不断拓宽发展思路，寻求发展对策，提升发展水平，就是解放思想；只要是以“忘我”的境界对待人民群众，敢于打破既得利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之所需，就是解放思想。这些，既是我们过去解放思想的成功经验，也是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我们要认真总结和珍惜这些经验，运用和提高这些经验，用以巩固解放思想的丰硕成果，开启继续解放思想的广阔前景。当然，也要清醒地看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真正解放思想并不那么容易，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个艰难的过程，也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三、按照时代要求和湖南实际继续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需要与时俱进。改革开放30年我们经历了两次解放思想。前两次解放思想着重于“破中立”，即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和纠正对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确立了实践标准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认识，这一次解放思想着重于“立中升”，即在肯定30年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坚定和提升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前两次解放思想主要是解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发展起来的问题，这一次解放思想主要是解决发展过程中和发展起来以后如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前两次解放思想强调从经济方面抓发展，这一次解放思想强调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抓发展；前两次解放思想着重于增加物质财富，这一次解放思想强调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改善民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前两次解放思想偏重于还利于民，这一次解放思想在继续注意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注重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此，这一次解放思想是一次继续解放思想，是一次全面解放思想，是一次深入解放思想，是一次更高层次、更深程度、更广领域的解放思想。

根据解放思想的时代特点，从湖南省情出发，省委把这次大讨论活动的主题确定为“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省”。目的在于通过深入的讨论，进一步把干部群众的思想从不符合、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推动科学发展观在我省的深入贯彻落实，进一步推动我省经济社会的科学跨越发展。讨论中，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解放思想，以解放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联系我省改革发展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围绕解决思想观念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着重引导干部群众从四个方面开展讨论。

1.如何转变安于现状观念，增强科学跨越意识，进一步推进以加快富民强省为战略目标的更好更快发展。首先是解决发展意识和动力问题，要充分认识推动科学跨越发展是解决湖南一切问题的关键，既看到现在我省发展态势很好，又正视存在的差距，增强忧患意识，克服自我安慰、自我满足心理，增强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责任感、紧迫感，始终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致力于又好又快发展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优秀品质来弘扬。其次是解决发展能力问题，要突破讲惯例、凭经验的思维定势，养成重规律、善创新的思维习惯，开阔发展眼界，拓宽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点，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和本领。第三是解决发展质量问题，要坚持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特色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努力以科学技术的提升、体制机制的创新为路径，实现集约节约发展，超常规、高水平、可持续的发展。

2.如何转变因循守旧观念，增强改革创新意识，进一步促进以建设“两型社会”为战略任务的综合配套改革。改革创新是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发扬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湖湘文化精神，努力摒除凭过去的经验办事，按传统的模式办事，甚至看上级的眼色办事的习气，大力倡导以改革创新精神谋事、干事、成事，创造尊重改革者、鼓励探索者、宽容失误者的良好氛围。鼓励全民创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有利于创业富民、创造兴业、创新强省的发展环境。改革创新是解放思想的实践之路。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保证改革成果的普惠性。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农村改革和行政、财政、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努力创造综合配套改革的新经验。特别是要紧紧抓住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改革建设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好中央赋予我省的先行先试条件，努力在土地利用、产业发展、投资融资、资源环境、城市管理等重点领域，以及行政审批等关键环节的改革上率先突破，尽快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体制机制，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发展新路。

3.如何转变封闭狭隘观念，增强开放合作意识，进一步提高以推进“一化三基”为战略重点的对外开放水平。对外开放是我省的薄弱环节，借力发展是我省加快崛起的必然选择。现在，“鸡头凤尾”观念、“肥水外流”顾虑、“关门宰客”陋习，还在影响一些地方的招商与合作。其中原因很多，最主要还是我省缺乏一种应有的开放文化、开放气度和开放氛围。因此，要通过解放思想，在全省构建开放的文化，养成开放的心态，营造开放的环境，引导各级干部树立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大胆“走出去”，谦虚“请进来”，主动参与国内外经济合作与竞争。要通过解放思想，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特别要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重点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调整和改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放松经济管制，破除部门利益，建设公开、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尤其是要下决心改革审批制度，提高行政效能。特别是要把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扩大开放，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基础工作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大力引进战略投资者，做好承接产业转移这篇大文章。

4.如何转变片面发展观念，增强人本民生意识，进一步抓好以严守“四条底线”为战略保障的统筹兼顾工作。以人为本是坚持科学发展的核心。要引导各级干部切实增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意识，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引导各级干部牢固树立“五个统筹”思想，注重从“四位一体”抓发展，把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具体落实到省委制定的严守粮食生产、生态环境、节能减排和改善民生“四条底线”上来，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以更大力度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生活消费模式，不做吃子孙饭、断子孙路的蠢事。要不断完善法规和政策，坚持用科学发展观评价工作和考核干部，推动我省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对以上几个方面，这里主要是提出问题。希望大家开动脑筋，开展讨论，共同回答好这些问题，通过解放思想达到统一思想。

四、抓住发扬民主这个解放思想的关键，调动全省人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最高命题，是新一轮解放思想的最高境界。我多次讲过，湖南人执著、创新、聪明、感恩，大情大义，只要我们把全省力量都凝聚起来，别人就无法和我们比。因此，我们这次解放思想，关键就是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充分发扬民主，扎实推进新一轮解放思想。要深入解放思想，就要善于用解放思想的方法来解放思想。30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搞好这次大讨论活动，信心之源在群众，智慧之源在群众，动力之源在群众，必须把发扬民主贯穿始终。通过发扬民主推动思想解放，一靠发展党内民主，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在党内形成议论风生、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局面；二靠扩大人民民主，广开言路，尊重民意，集中民智，动员群众广泛参与。现在媒体发展、网络活跃，人们的认识水平提高，我们一定要适应新形势，在工作中多一点民主，多一点科学，创造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开明氛围。省第九次党代会召开前，省委组织开展了献计献策活动，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是需要勇气的。我们相信广大干部群众，鼓励大家在网上积极建言献策，结果反响非常积极，红网专题网页点击量很大，两个月内通过互联网、信件、电话等途径征集意见建议万余件，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直接进入了省党代会报告，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决策思想，最主要的是搭建了党与人民心连心的桥梁。这次大讨论，我们要大胆探索各种有效途径，采用多种民主形式，特别是要充分运用网络这个互动平台，广泛动员和引导广大群众参与讨论问题、发表见解、交流思想，积极拓展人民群众建言献策的渠道，形成民主执政的理念和制度。

2.充分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坚持以人为本，既要高度重视民生问题，也要十分注重发挥人的作用。富民强省是6800万人民的共同事业，要充分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包括普通群众的积极性，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各类人才的积极性，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干事创业的热情就高、办法就多、力量就大。调动全省人民干事创业积极性的方法和途径很多，我觉得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努力营造宽松的环境，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让一切创业创新的激情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活力充分涌流；二是创造并完善全省干部群众发挥作用的舞台和机制，给肯干事的人以机会、给能干事的人以舞台、给干成事的人以激励。

3.充分发扬民主，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要通过发扬民主，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党和政府不仅要重视还利于民，着力解决好就业、入学、就医、社保、分配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还要重视还权于民，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高人民群众参政的积极性；深化政务、厂务、校务、村务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科学有效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最大限度地反映和体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尤其要重视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各种利益。还要通过发扬民主，提升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各级领导干部要认清权力本质，强化民本意识，完善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凡是群众提出的问题，我们都要形成吸纳改进的条件反射。今后凡有重大事项的决策，都要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增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意识，切实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不断提高各级党组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五、切实加强领导，确保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取得实效

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意义重大，时间很紧，任务很重，要求很高，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领导，确保取得实效。

要切实突出主题。紧紧围绕“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省”这个主题展开讨论，认真查找与科学发展观不符合不适应的突出问题，认真解决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全面、贯彻不坚决、落实不到位的突出问题，做到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线统领大讨论，以富民强省为主题贯穿大讨论，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谋划发展的共识、加快发展的思路、促进发展的措施、领导发展的能力。

要紧密联系实际。解放思想有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要重在实践层面；有认识问题和行动问题，要重在行动问题。要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着眼于解决各地各单位改革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善于把自己摆进去，把差距找出来，把问题解决好，注重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在创新中转变观念，在发展中统一思想。要把开展大讨论活动与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并带动当前各项工作，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要坚持领导带头。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既当好解放思想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又当好解放思想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带头深入学习，带头查找差距，带头改进提高。特别是要从省委常委做起，各级党委常委都要分别下到基层，组织讨论，参加讨论，带头发言，听取意见。各级党政机关要做解放思想的排头兵，全面清理影响科学发展的思想、制度和体制障碍，切实做好自查自纠工作，使大讨论活动不断向纵深推进。

要把握正确导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牢牢把握大讨论活动的正确导向，坚定和提升正确的思想观念。各级宣传部门要运用多种方式，做好宣传引导工作。社科理论部门要运用论坛、讲座等形式，围绕大讨论活动的主题，开展有针对性的研讨活动。各级各类新闻媒体要全程参与，全方位、大容量、高密度、广覆盖地开展宣传，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增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增强加快富民强省进程的信心和决心，防止歪曲否定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

要搞好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行业的特点，采取切合实际的方式方法，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对县以上领导干部，要注重抓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提高升华；对县以下基层干部，要注重抓好科学发展观的宣传普及。已经和正在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地方，要按照省委的部署统一进行，在具体方法上可根据各自实际进行安排，做到缺什么，补什么。要加强对大讨论活动的指导和检查，把科学发展意识有没有新的提升、实际工作部署有没有新的思路、落实省委决策有没有新的成效、干部精神状态有没有新的起色、体制机制创新有没有新的进展作为衡量这次大讨论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

实践永无止境，解放思想也永无止境。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不断开拓思想解放的新境界，积极创造科学发展的新业绩，奋力开拓富民强省的新局面。

（此文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春贤在8月31日全省“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省”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电视电话会上的讲话）
Tags - , , , , ]]>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324.htm <![CDATA[以促进和谐为指导思想,以提升百姓生活品质和幸福感为宗旨.]]> ocean <admin@yourname.com> Tue, 15 Jul 2008 01:25:21 +0000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324.htm Tags - , , , ]]>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271.htm <![CDATA[汪洋强调广东鼓励干事创业：没禁止的都许去干去闯]]> ocean <admin@yourname.com> Sat, 21 Jun 2008 01:09:04 +0000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2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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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十届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新快报记者 宁彪/摄

　　汪洋:没禁止的都许去干去试去闯

　　意见对不对，措施行不行，思路好不好，从根本上讲不是靠争出来的，而是靠干出来的，靠实践来检验的。对已经形成共识的，要尽快付诸实施，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认识不一致的，可以先放一放，或者在小范围试点，成功了就推广，错了就改回来。

　　——汪洋在省委十届三次全会上的精彩语录

　　汪洋在省委十届三次全会上表示

　　会议始终洋溢着民主、求实、鼓劲的浓厚氛围，是一次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团结奋进的会议，必将对我省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未来一个时期将是检验我们解放思想能否落到实处，科学发展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时期。

　　1

　　始终坚持解放思想，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关键句：只要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的“快”，能搞多快就搞多快，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违背科学发展要求的“快”。

　　一是关于充分认识解放思想重要性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继续解放思想刚刚破题，推进科学发展任重道远。对解放思想的成果不能高估，对推进科学发展的难度不能低估。

　　二是关于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内涵的问题。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仍然是我省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强调科学发展，就是要在过去“快”的基础上，汲取经验教训，研究怎样能够发展得更好。强调“好”，并不是不要“快”，而是为了创造可持续“快”的条件；强调“好”的发展，同样也能实现“快”的发展。只要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的“快”，能搞多快就搞多快，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违背科学发展要求的“快”。我们必须突破“好”与“坏”非此即彼的误区，真正认识到科学发展就是“好”与“快”的统一。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强调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建设、财富积累、生产发展，归根到底是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如果我们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我们的发展就可能出现片面性，让这种片面性延续下去，我们的干部就有可能陷入GDP崇拜，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发展的社会成本、忽视资源环境代价、忽视民生福利。久而久之，环境的压力、社会的矛盾就可能反过来制约经济建设、财富积累、生产发展。只有始终做到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为检验标准，我们的发展才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积极参与。

　　三是关于继续坚持实践标准的问题。我们主张通过实践来完善新观念，来检验新举措，通过实践来统一思想认识。一句话，对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我们主张不争论。意见对不对，措施行不行，思路好不好，从根本上讲不是靠争出来的，而是靠干出来的，靠实践来检验的。对已经形成共识的，要尽快付诸实施，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认识不一致的，可以先放一放，或者在小范围试点，成功了就推广，错了就改回来。

　　2

　　始终把握广东发展的内在要求，明确我省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

　　关键句：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们现在更有基础也更有条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也没理由做不好！

　　第一，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面向世界谋发展，努力提高国际竞争力。我们作为外经贸大省，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地缘优势，依靠“前店后厂”、 “借船出海”模式发展起来的。但这种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直接去面对世界，影响了我们去熟悉和运用国际规则，限制了我们的世界眼光。而且这种以低端产业参与国际低端竞争的模式，也难以应对目前发达国家以技术壁垒为手段的新贸易保护主义，难以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限制了我们去获取更大的利益和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继续当好排头兵要求我们必须主动服务全国，率先探索科学发展模式。广东作为先富起来的地区，服务全国不仅是应尽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而且也能够为我们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必须自加压力，奋发有为，勇敢承担率先探索科学发展模式的历史责任。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先行先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通过先行先试，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继续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新鲜经验。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们现在更有基础，也更有条件去四位一体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光明前景。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也没理由做不好！

　　3

　　始终扭住广东发展的关键环节，创新发展的思路举措

　　关键句：促进全省协调发展，关键在东西北，难点在东西北，希望也在东西北。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决定了广东科学发展的成败。

　　（一）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要坚持高端发展的战略取向，瞄准产业的国际水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像当年打造珠江水、广东粮、粤家电等品牌一样，打造广东先进制造和广东高端服务的新品牌，使金融、物流、信息服务、文化创意和装备制造、汽车、钢铁、石化等成为广东产业新的形象代表。

　　（二）提升珠三角带动东西北，促进区域互动协调发展。推动广东科学发展，珠三角仍然是重点。促进全省协调发展，关键在东西北，难点在东西北，希望也在东西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决定了广东科学发展的成败。欠发达地区实施非均衡发展，重点在于提高城市人口和优势产业发展的集聚度，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推动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促进资源、要素和产业的跨行政区域流动，在市场机制下构建珠三角与东西北的“前店后厂”关系，形成全省区域互动协调发展新格局。

　　（三）建设宜居城乡，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过去人们认为只有“烟囱林立，高楼大厦”才是现代化，现在大家认识到经济发达、生态良好、环境宜居才是高水平的现代化。过去人们认为只要“富起来”，就是过上了幸福生活，现在人们追求的幸福生活，不只是物质享受，还包括环境享受、精神享受以及社会、文化、民主权利的充分保障，乃至自我价值的实现。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只有满足了这些要求，才是人们向往的美好家园，也只有在这样的家园中，人们才能凝聚成为秩序良好、活力充足、参与度高的社会共同体。

　　（四）提升文化软实力，培育持久竞争力。如果把国家和民族比喻成一个人，那么硬实力就是骨骼和肌肉，软实力就是精神和思想，只有两方面完美结合，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基础在于提高公民素质。要树立“投资于教育，就是投资于人民，投资于未来”的理念，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协调发展，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建设学习型社会，打造人力资源强省。

　　4

　　始终坚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

　　关键句：对于干事创业者的失误，只要出发点是为了发展，为了工作，不是牟取个人和团体私利，都应该宽容对待，“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

　　一是要创造一种氛围，鼓励全社会继续解放思想干事创业。要以宽松的政策支持干事创业者，只要法律政策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允许并且支持大家去干去试去闯。要以宽厚的心态理解干事创业者，尊重和关心干事创业的同志，设身处地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放心干事。要以宽容的精神善待干事创业者，对于干事创业者的失误，只要出发点是为了发展，为了工作，不是牟取个人和团体私利，都应该宽容对待，“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让他们放胆干事。只有这样，干事、创业、敢想、敢试、敢负责的社会氛围才能形成。

　　二是要确立一个原则，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创新。推进科学发展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各地情况又千差万别，指望一个文件把一切情况都考虑周全，一切条件都提供妥当，指望一次会议、一个文件就能解决各地各部门面临的所有问题，那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在落实《决定》过程中，能够直接采用的内容就直接采用，不能直接采用的就根据《决定》的原则精神，结合实际进行探索创新。

　　三是要出台一批配套文件，为科学发展提供政策保障。这次会后，省委、省政府将根据《决定》精神，制定出台《重点行动纲要》，与此同时，还会制定出台一系列实施文件。省委考虑在今年年底或明年适当时候召开交流会，检查交流各地各部门对省委十届三次全会和《决定》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

　　四是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为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组织保障。金羊网-新快报

　　（节录）整理：

　　新快报记者 尹辉 实习生 吴小燕
Tags - , , , , , ]]>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225.htm <![CDATA[对“政府信息公开”不能止于期待]]> ocean <admin@yourname.com> Fri, 02 May 2008 03:31:39 +0000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1225.htm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昨日起正式施行，媒体对此普遍给予好评，“破冰”、“里程碑”等语纷纷加诸其上。从新闻上观察，不光民众对此《条例》寄予了颇多期待，行政官员中亦不乏乐观其成者。上海市长韩正在4月30日与网民的对话中就表示，政府信息越公开，越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越有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越有利于市民对政府进行监督。

　　服务型政府的落脚点是执政为民，起点却在政务公开。对行政机关来说，如果政务不公开，为何还要行政为民而不行政为官？对公民而言，如果政务不公开，又怎知行政是在为民而不是为官？只有知情权实现了，参与权和监督权才有可能实现。若公众面对的是一个秘密政府，一切权利都将无从谈起。

　　正如我们所知，打造一个“透明政府”不能完全依赖于政府的自觉。如果政府天然是道德的，那就不需要任何法律了。历史和现实已无数次证明，“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若任由行政机关来自行立法，自行守法，则无异于将“绝对的立法权”交给了行政机关，“绝对的立法腐败”也就不可避免。这就是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事务，交由民意(代议)机关来行使的原因所在。

　　从法治的角度来察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一“里程碑”式的行政立法本身就是“法”要“治”的对象。法治的要义就在于公民能够借由法律来治理权力，规范权力。而在性质上，《条例》只是由国务院制定的一项行政法规，其效力低于宪法和法律。尽管《条例》起草、审议及通过，也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了民众的意见，毕竟民众并非行政立法的主体。哪些民意表达属于多数民意，哪些民意表达不合乎立法逻辑，哪些批评和质疑曾被认真考量，又有哪些公众建议被采纳，至今仍未在公开之列。

　　而若从政府的角度看《条例》，将之视为“里程碑”式的进步却一点也不夸张。长期以来，我们的行政机关头戴“人民政府”的桂冠，因而习惯上视自己的行为均为人民意志的体现， “政府信息公开”也不被认为有必要。而信息不透明的结果，却事实上造成了行政行为的恣意与自大，缺乏民众的监督反过来又保障了这种行政自大。如今行政机关终于意识到只有自缚手脚，方可确保权力的合法有效运行，确属难能可贵。《条例》的制定，彰显政府意欲“以公开促公正”及努力寻求行政合法性的决心。这样的 “壮士断腕”与着眼未来的长远考量，较之过去无疑令人惊喜。

　　但若从公众的角度看《条例》，其进步意义固不可否认，其有效执行之艰也必须面对。在政府信息公开的统一立法上，《条例》虽是“破冰“之举，但政府信息公开并非始于《条例》。事实上，从1979年法制恢复重建以来，我国已颁行了具体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八十多部。《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均在各自的领域内规定了“公开”原则及信息公开的相关程序。已有的这些“行政公开”并未因法律的实施而自动得到履行。

　　《条例》虽然对分散在各种行政法规中的公开制度进行了协调，使那些未被规定在现行法律、法规中的政府信息公开也有了行政法规上的直接依据。但作为关乎行政信息公开的一项专门立法，《条例》仍然存在过于原则性和粗线条的缺点，以至于当《条例》还未正式施行，国务院办公厅又另行出台了《关于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意见》对政府信息公开管理体制、保密审查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明确，使《条例》中原来“模糊”的这些问题得以具象。根据《条例》，对涉及教育、医疗卫生、水电气热供应及公共交通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参照本《条例》，具体办法当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订。如今《条例》已然公布一年多，相关办法仍未出台，《意见》也要求相关部门应在2008年10月底前制订具体的实施办法。

　　《条例》还未施行就已遭受执行难，可见行政高层对“透明政府”的体悟并不代表行政机关、公共企事业单位的共识。随着《条例》的施行，这种矛盾也必将集中反映在政府信息的公开或不公开上，《条例》的效果将由实践本身来作出解答。
Tags - , , , , , ]]>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985.htm <![CDATA[温家宝赋诗《仰望星空》:号召学子,做关心国家命运的人]]> ocean <admin@yourname.com> Sat, 15 Sep 2007 16:20:24 +0000 http://www.icocean.com/blog/read.php/9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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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

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

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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